我们都是野兽 abo:《人民日报》“要闻”版"人民论坛" 文章选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西山新闻网 时间:2020/04/07 17:17:04


“简单”的力量(人民论坛)

何冠军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04 版)

  也许,实现梦想并不需要太多的条件。很多时候,只要理想坚定、行动果决,即便行囊简单,也能抵达人生的远方。

  清代彭端淑在《为学一首示子侄》中讲述,从西蜀到南海,路途有数千里之遥,久欲买舟而下的富僧终未成行,而贫僧却仅凭“一瓶一钵”实现了往返。简单的力量,首先源自一颗纯粹的心灵。相信自己、重视内因、勇毅笃行,才更可能找到通往成功之路。

  有人说,一旦你做到了简单,你就能搬动大山。但怎样才能做到简单?欲望浓稠者做不到简单,被浮华束缚内心者也做不到简单。孔子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依然“不改其乐”;爱因斯坦坚信,“简朴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因为对身心最有裨益”。“简单化”,本质在于摆脱外物纷扰、避免枝蔓纠缠,是追求“用心一也”的过程。把“简单”这种生活智慧付诸实践,往往能激发出不凡的力量。

  简单是专注的前提,而专注是成就一切事业的保证。据说有人问牛顿,“人人都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为什么只有你发现了万有引力?”牛顿回答:“因为我的心总是盘算着要去发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受邀参观雕塑家罗丹的工作室,原本陪同他的罗丹一看到作品,立即忘记了客人的存在,沉醉到创作之中,好像整个世界已经消失了。“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正是因为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才让牛顿、罗丹攀登上科学、艺术的巅峰。

  拿破仑曾说,“战争的艺术就是在某一点上集中最大优势兵力”。生活的道理与此类似,需要人们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突破口,进而全力以赴。现实中,处身信息芜杂、诱惑渐增的环境,一些人如同柳宗元笔下背负了过多负担的小虫子那样,患上了一味追求获取的“肥胖症”,逐步丢弃了专注的能力、简单的乐趣。而保持专注的定力、远离见异思迁的陷阱,就必须学会做“减法”和“除法”。

  人是独立的个体,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置身社会关系网,人们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或物发生着关联。如何理顺关系,让人际交往清清爽爽、让心绪意志不为外物所役,考验着个人的智慧与心性,也检验着人生的高度与广度。譬如,有的人热衷于拉圈子、寻靠山,自以为能有“金钟罩”“铁布衫”,实则使自己成为提线木偶,很容易在复杂关系网的影响和裹挟下,最终陷入身不由己的境地。说到底,做简单的人,似易实难;但保持简单、涵养定力,人生之路反而更从容。

  简单的背后,是大彻大悟的智慧,是返璞归真的境界。追寻成功与幸福,切不可忽视简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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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27℃善意(人民论坛)

刘远通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6日   04 版)

  新春之际,情暖人心。浙江杭州的雨夜里,男孩为一位拄杖又拎包的残疾人撑伞,直到对方打上出租车才离开;河南郑州的公交上,残障小伙见义勇为,死死抱住行窃的小偷直至警察赶到;湖北襄阳调休的消防员看到餐厅火情,拉住路人看管自己的孩子,跑过去拔出消火栓的水枪;一位浙江的医生,一把抱住忽然发狂的病人,让他安静下来……唯有诚恳方为善,最是真挚能动人。让人如沐春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没有杂念的善意。

  这些暖心善举中的主人公,或者认为自己做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或者直言“当时没想那么多”,一切都发乎本心、源于本性、出于本能,既非刻意造作,也非别有所图。如果不是有心人的拍摄和记录,这些温暖整个冬天的善行不会有人知晓。有人说,这样自发的善心善行,超越了冷漠的寒冰,也拂去了多余的燥热,是最让人感到舒服的27°C。

  善意总是最自然的。记得上学时经常到一个婆婆开的餐馆吃饭,她每次都为顾客备好温热的素菜汤。有次问她,为啥不嫌麻烦。她说,学生们上课急,等不得,这样的温度不烫不冷,正好。27°C的善意,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怎么了”,而只是面对“我该怎么做”的问题时,出乎一颗真诚之心的回答。也正是因为“没有多想”,才更能在安危的考量、利益的盘算之外,呈现出人心中的善之端。

  现实中,“善意”却往往没有那么单纯。有的人行善,浮夸高调,是为“炫善”。短期看,这样“招摇式”的行善或许是对慈善的另类推广,对于吸引人们关注慈善有些许助益。但长远看,高调“粗暴”的行为,损伤着善的本意;眼花缭乱的外在形式,架空了善的实质。有的人行善,矫言伪行,是为“伪善”。借善事敛聚财富者有之,借善事博取名声者有之,更有甚者,从行善中发现了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于镜头前道貌岸然,向群众大施恩惠,捞取政治资本,却于镜头后卸下伪装,言行相悖、前后乖离,让人颇为不齿。

  在人的种种行为中,善行可能是最需要目的、过程与结果统一的。只有善的初衷,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只讲善的结果,也可能让善的价值走偏变味。这也提示我们,善心善念,需如“明镜台”一样光风霁月、坦荡无私,并且“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思考善的意义,掌握善的火候,把善意带进工作和生活中去,对于每个人而言,是一种美德,也是一份责任。让每一次善举,动机中少些杂质、多些纯粹,过程中少些想当然、多些同理心,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更为可期。

  那些温暖了我们的行善之人,大都是普通人,每天面对工作生活、计算柴米油盐。但正是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最自然的选择告诉我们:善念是每个人心底的珍藏,是每个人触手可及的目标。涵养一点一滴的善念,经由漫长的精神修行,就一定能达到不一样的人生境界。

“算”出来的成功(人民论坛)

李秦卫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26日   04 版)

  “一生中你最渴望的是什么?”上世纪末,哈佛大学研究者围绕此题随机对1万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00%的人首选“事业能有所建树”。

  对于成功,谁不心向往之?人们总是渴望实现个人价值,找到人生意义。正因如此,现实中一些“成功学”宝典常能跻身畅销书榜单,微信朋友圈里也不乏屡屡刷屏的“心灵鸡汤”。有人说,“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能够用数学来描述,那么它才能说是科学的。”不禁想到:成功,是否能用数字来描述呢?

  能!不妨来看看以下三个算式。

  如果干一件事的成功率仅为1%,反复尝试100次,至少成功一次的概率是多少?按照概率论公式计算,结果是63%。一件成功率微乎其微的事尝试100次,其成功一次的概率竟飙升至63%,这启示我们,“哪有什么奇迹,不过是永不放弃”。诺贝尔研制炸药,经历了数千次失败;爱迪生发明电灯,验证了上万次不成功。莱特兄弟发明飞机,贝尔发明电话,袁隆平培育高产杂交稻,屠呦呦提取青蒿素……他们无一不是一次次战胜失败的痛苦,最终找寻到胜利的光亮。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一旦认准了目标便百折不回地实干,这种人,想不成功都难。

  假如你现在的能力是“1”,以后每天在“1”的基础上多努力1%,坚持一年,“1”就变成了1.01的365次方,约等于37.7834。倘若每天懈怠1%,一年之后,“1”就缩水为0.99的365次方,约等于0.0255。101%与99%的差距仅为2%,但一年时间后结果却堪称天壤之别。这有力印证了一句名言,“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脚步不是小步,而是徘徊”。赵忠贤“坚持每天多工作一会儿”,终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何祥美“逼着自己每天比别人多练几分钟”,终成享誉全军的三栖精兵。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在量变中拥抱质变。否则,即便有再高的天分、再优越的环境,也难免“泯然众人矣”。

  假如一个人分管的工作,质量能达到90%的标准已很不错,但如若有5道程序,最终标准会是多少?90%的5次方约等于59%,竟然连“及格线”也达不到,更不必说再多一些90%相乘了。成功需要100%的努力,失败却只需1%的破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行进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任何凑合的思想都要不得。有“质”者事竟成。专注敬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止于至善,才能抵达“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的境界。

  爱因斯坦认为“成功=勤奋+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稻盛和夫觉得“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富兰克林笃信“成功=良好的品格+优良的习惯+坚强的意志”。从表面上看,成功可以用公式“算”出来,但本质上,成功是“干”出来的。解码成功,这些加减乘除带给我们的启示,值得品味。

勿让“喜好”奴役心灵(人民论坛)

李浩燃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24日   04 版)

  人,皆有所喜好。没有兴趣爱好的人生,必定苍白无味。古人云:“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志趣高尚、健康积极的兴趣喜好,不仅可以助人品悟进退、明德修身,还能陶冶身心、增智怡情,有效提升个体的愉悦感与幸福感。但另一方面,喜好也可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加辨别、纵情沉溺,盲目“陶陶然乐在其中”,则可能误入歧途、走向极端,甚至因之恣意妄为、吞下苦果。

  即便是正常喜好,如果缺乏节制,也可能演化为自身的“软肋”“死穴”。老舍在小说《恋》中,刻画了一位“庄亦雅”先生。这位先生喜好收藏名家字画,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乎偏执痴狂。日本人占领济南后邀其出任教育局长,他起初不太情愿,但当游说者以没收字画相威胁、以赠送玩物为诱饵时,他竟最终答应了。足可谓“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面”。可见,如果一味沉溺于喜好,被其牵着鼻子走,最终只能失去理智、丢掉操守,得不偿失。

  清人汪辉祖在《学治续说》中慨叹:“近利以利来,近色以色至,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阴窃其柄。后虽悔悟,已受牵持。”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个人喜好则往往成为被围猎的一个“主攻方向”,被攻陷的一个“关键命门”。很多落马者,最初都是被人从其喜好入手而攻破的,由此一步步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一些投机钻营者“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擅于从领导的喜好中“找突破”,甚或帮助领导“培养喜好”,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正因此,对领导干部而言,一己之喜好看似小事,却很容易被身边“有心人”惦记、利用,万万不可小觑。

  “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喜好是一面镜子,正所谓小节见大义,喜好彰品行。譬如,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喜好萌宠,竟然专门安排保姆照看宠物;当家里养的一只乌龟死后,他居然还手抄经文为其超度。有如此喜好沉迷者,很难大节不亏,反之亦然。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过于恋物,为外物所累,只会劳神伤情,积郁难消。在这个意义上讲,寡欲以清心、寡染以清身,方能不断接近生活的本真意义,抵达更纯粹的人生境界。

  健康的喜好,往往会让我们摆脱羁绊、远离低俗,承载高尚的精神旨趣。陈毅元帅爱好古典诗词,一生创作作品数百首,其高洁的志趣与浪漫的情怀感染了无数人。粟裕将军酷爱收藏地图,他对战场的熟悉程度令侦察员自叹弗如,因此成就了一个个用兵传奇。今天,处身复杂的社会环境,重温“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意涵,领导干部尤需对个人喜好葆有一份清醒与自觉,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

  亚里士多德说:“幸福还是不幸福,取决于人的自我灵魂。”赏玩喜爱之事物,固然能带来快乐,但真正的幸福感,永远源自内心深处的安宁。存续一份有益的喜好,在喧嚣浮躁中筑造雅趣的人生,我们才能避免本末倒置、心为物役,做心灵真正的主人。

别让“灵魂失重”(人民论坛)

洪乐风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23日   04 版)

  “这年头,谈理想会不会太奢侈?”大学毕业十周年聚会上,有同学感于自己往昔的风华正茂、壮志凌云,如今的摧志屈道、安于现实,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大家谈论最多的,无非房子、车子、票子,与昔日寝室梦想与未来的“卧谈会”主题迥乎不同。一些青年人从大学到社会的如此变化,令人沉思。

  现实对青年人的理想,常常提出严厉的质询,报之以严峻的挑战。面对砥砺与考验,许多人迅速向“地面”滑落,向困难低头,向挫折妥协。面对坚硬的现实,那曾经令自己心驰神往的梦想,那一度鼓动青春热血的初心,就随风而逝了吗?自己真要成为年少时曾经鄙视的那种人了吗?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些青年人的迷茫心态是社会的缩影。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对理想进行灵魂深处的叩问。

  有人说,如果没有高贵的理想,灵魂就会“失重”。马克思以“货币拜物教”为喻,批判披上神秘面纱的金钱造就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揭示的正是理想缺失的某种状态。今天,“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代葛朗台”“空心病”“冷漠症”“炫富”“裸贷”,照见的同样是某种灵魂“失重”。当诗和远方淡出视野,当理想与信念不再栖居心灵,一些人就会被庸俗的“成功学”裹挟,开始在名利上沉迷,在物质上放纵。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越是往更高追求发展,越需要挣脱物质的羁绊,在自我超越中达成自我实现。即使劳动力可以成为商品,劳动者依然需要发展自身的价值。就算一时蒙受了不公平的境遇,仍要勉力战胜心魔,在纷繁世相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义利观。唯有这种价值与精神的追求,才能使我们超越现实、克服庸常。“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在相当意义上说,是理想信念支撑我们去战胜困难、直面艰险。那些在坎坷崎岖中有所建树的人,往往靠的就是理想信念。

  然而,通往“理想国”的历程少有平坦的大道。有时需要不计辛苦地爬“雪山”、过“草地”,在光明抵达前耐得住寂寞、忍得了黑暗。一部热播电视剧里有句经典台词:“我们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知道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吗?知道吗?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战死沙场以后,坟墓上是鲜花还是狗屎?知道吗?不知道!”志存高远者的壮举看似没有意义,实际却成就了更大的意义。不因现实搅扰而困顿不前,不因挑战艰巨而放弃希望,正是守护初心的“潜台词”。

  “我恐惧过、绝望过、崩溃过,但从没放弃过。”在惊险穿过被称为“海上坟场”的智利合恩角后,航海家郭川这样以诗明志。山在那里,海在那里,理想在那里。人类壮丽的探险,不在于发现了什么,也不在于抵达了何处,而在于以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庸常生活。真正的“人生赢家”们,从来不会只盯着眼前的苟且与算计,他们会选择走出寻常巷陌,激荡大洋,扬帆天际。

使功不如使过(人民论坛)

刘根生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3日   04 版)

  《后汉书》中有一句话:“夫使功者,不如使过。”唐朝太子李贤在这句话下作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孟明是春秋时期秦国将领,吃了败仗自上囚车请求处罚。秦穆公以为,经大风浪才能成长,让他吸取教训再战。孟明痛改轻敌毛病,强化针对性训练,最终在关键性战役中获胜,秦国扩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

  显然,所谓“使功不如使过”,并非使用有功者不如使用有过者,也不是简单容过。而是要懂得,输了一场战斗不代表输掉整个战役,要给以教训为师者赢得整个战役的机会。

  在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看来,一味模仿别人的成功是不靠谱的,相反,研究失败非常重要。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失败时说:“我花时间最多的,是研究国内外企业是怎么失败的。这两年我给公司所有高管推荐的书,都是讲别人是怎么失败的。因为失败的原因都差不多,就是那么四五个很愚蠢的决定。但是每个人都认为那个错误是别人会犯的,我怎么可能会犯。但是,你一定会犯,即使提醒过你,你还是会犯。”所以他对失败的警惕性非常高,甚至说:“我退休的那一天要写一本超级畅销书,书名就叫作'阿里巴巴的一千零一个错误’。”

  “错误是用来学习的,不是用来纠结的。”中国女排里约奥运首战失利,主帅郎平分析得失后激励队员“输球不能输人”,把输球当成学习和历练,终于收获了逆转夺冠。善于“使过”,实质是用发展眼光和辩证态度看挫折或失败。无论在哪个领域,一次或几次挫折,绝不等于满盘皆输。痛定思痛、以过为师,厉兵秣马、继续前行,才可能笑到最后。一遇挫败就气急败坏,那可能就真输了。

  “使过”,需要用人者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定力。科研也好,改革也好,都是在挫折甚至试错中“长”成的。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往往估计不足,而恰恰是那些犯过错误、有过失败的人,更有可能吸取教训,在后续的努力中有意识地运用那些付出过学费的经验。一些世界五百强企业常常优先录用那些有过创业失败经历的求职者,道理也在于此。

  用人是一种导向。号召大家敢闯敢试,有时候可能还有人将信将疑。而敢于“使过”,大家就会放下包袱,真正投身于创新探索。在今天的改革创新实践中,有一种求全责备心理值得警惕。或是先贬不先察,一看到创新成果还有缺陷,就质疑批评,甚至一停了之;或是凡事动不动就“先放放、再议议”,给人的印象是一定要等到有万全之策再行动。这种导向容易助长“精致的平庸主义”,也就是在片面追求高成功率中跟踪模仿,把改革方案磨得没了棱角再出台,或者在大谈抢抓机遇中丧失机遇。善于“使过”,坚持在“只容为公之失,不赦为私之罪”的前提下鼓励大胆试大胆闯,面对失败冷静分析原因,才会帮助干事者从教训中聪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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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远(人民论坛)

顾伯冲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9日   04 版)

  最后一公里,原指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现在,它被引申为一件事情最后的关键性一步。

  令人深思的是,在有的地方,无论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市,还是小区建设、生态保护,一些工作年年处于“最后一公里”。时间一长,等掉了大家的耐心,也消耗了本来十足的信心。

  为什么“最后一公里”一直跑不完?具体来说,有这样一些情况:一是盲目满足于抓一阵子、烧三把火、砍三板斧,工作稍有成绩就沾沾自喜,想歇歇脚,致使一些项目前紧后松、虎头蛇尾、有花无果。二是事不尽做,功不全用,不愿速战速决,生怕事成“庙”散,经费、编制、奖励等没有着落,于是宁愿延误工作进展也要保存一块“自留地”,作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资本。三是缺乏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只想当“战略家”画大箭头,不愿当“突击队”和“爆破手”,工作还没有进入尾声,就想画句号、换频道。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抓落实之所以成效不佳,往往与缺乏经常抓、反复抓、持久抓有关。如果抓一阵子松一阵子,热一阵子冷一阵子,不能一抓到底,那怎么能把工作落实好呢?抓落实,一定要防止虎头蛇尾。”当前,许多地方党委刚刚换届,一些领导走马上任,都以很大的决心与干劲争取踢开“头三脚”,但政贵有恒,治须有常,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冲劲”与“韧劲”的关系,切莫随意留下人为的永远跑不完“最后一公里”的“烂尾工程”。

  打通“最后一公里”,必须用真心。抓落实能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是对领导干部党性原则的现实考验。唯有怀着真心为民的心态,才能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将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结合起来,防止和克服片面性、表象性、盲目性、随意性。这既要有雷霆万钧的“猛药去疴”,也要有常态长效的“润物无声”,切不能只管“漫天撒种”不管能否“落地生根”。

  打通“最后一公里”,必须有恒心。干工作、抓落实特别是涉及全局性的任务,不是单场“百米赛”,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接一个的“马拉松”,比拼的不是瞬时的精彩,而是长久的稳健。必须拿出滴水穿石的韧劲,坚定久久为功的恒心,切不可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或者一遇到困难、受到挫折,就畏缩不前,半途而废。

  打通“最后一公里”,必须下苦功。抓工作落实是个“苦差事”,越是接近尾声越是困难重重,处理起来更为棘手。苦事不用苦心、不下苦功夫必然会一事无成。对于抓“最后一公里”工作的落实,必须做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任劳任怨、真抓实干。只有破除消极保守、“四平八稳”的工作作风,积极鼓励大胆“闯、试”,才能愈做愈实、常做常新。

  《荀子·劝学》有云:“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这段话强调的正是“韧”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决策、一项部署,坚持一抓到底、一以贯之,就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有了这种精神,许多“最后一公里”的工作自然会在冲刺中完成,以实实在在的成绩赢得百姓的信任与支持。

学会与时间“愉快地相处”(人民论坛)

吕晓勋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5日   04 版)

  时间是个常量,每年365天,谁都不会少。对勤奋者来说,时间却是个变量,在有限的时间单位里实现更多愿望,正是生命意义之所在。

  “制心一处,无事不办”。跳出时间束缚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每一秒都能“逝得其所”。上海遭遇罕见寒潮,市内水表水管报修数量猛增,几名维修师傅连夜换了300多只冻裂的水表;安徽医生陈磊,紧张手术一整天,坐在地上喝葡萄糖补充体力……2016年这些争分夺秒、忘我工作的感人瞬间,成为不少人心中最温暖的年度回忆。“忙并充实着”,诠释出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更潜藏着对时间的深深敬畏。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你应该敬畏时间,因为那是一切的密码”。

  也有一些人,看上去很珍惜时间,实际上却并不能和时间“愉快相处”。比如,忙得昏天黑地,“5+2”“白加黑”,“辛苦指数”很高,但总是忙不到深化改革、破解难题的关键处;又如,缺乏主见,随波逐流,忙得像陀螺一样,却迷失了前进方向;再如,眉毛胡子一把抓,像“撒胡椒面”一样这里抓一下、那里敲一点,最后一事无成。陷入“事务主义”的事无巨细,或仅忙于“命令主义”的上传下达,算不上对工作的积极负责,效果也无异于浪费时间。越忙越乱,越忙越盲,正是我们冲刺全面小康征程中所要警惕之处。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有怎样的大局观、战略观,不仅决定着我们的“时间效率”,也决定着我们能走出多远、抵达何处。中医里讲,“一脉不和,周身不适”,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正是我们能否跳出“瞎忙”藩篱的关键所在。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对大局成竹在胸、对大势体察有度、对大事运筹帷幄,方能蹄疾而步稳。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体积不变的木桶,先放满小砾石,大石块很难再搁下;如果换个顺序,小砾石就能填满石块间的缝隙。物理空间内的闪转腾挪,和时间管理颇有相通之处。所谓掌握时间的主动权,就是轻重缓急安排得当,大事小情统筹兼顾。无论深水区的改革攻坚,还是百尺竿头的民生保障,各领域各环节的关联性更加突显,确保各项任务齐头并进、落实有力,离不开高超的弹钢琴艺术。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问题结合起来,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统一起来,把改革协同配套同改革重点突破结合起来,时间自会为我所用。

  “成天忙得要命,但工作确实没有做好。毛病在那里?在于不善于使用自己的力量。”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习仲勋同志这样回答忙而无效的问题。我们善用自己的力量,就是要学会从时间中解放自己,敢于并善于向时间要效率。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遨游于时间的海洋,一定会顺利抵达梦想的彼岸。

 

出山要比在山清(人民论坛)

张广栋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22日   04 版)

  1935年,地质学“开山大师”丁文江游衡山时,曾即兴赋诗一首《麻姑桥晚眺》:“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出山要比在山清,颇耐人寻味。

  作为地质学家,丁文江不会不知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道理。但在他眼里,自然之水和人生之水是不同的。人生之水,从在山到出山,都应该是清洁的,而且人生经过修炼、洗礼、净化,必然是出山更比在山清的。

  文学家总爱把人生比作河流,但水只能听凭于外界条件而自然运动,人有思想、有意志、有理智,有理想信念、有精神力量、有自我改造,在“生命的河流”中可以劈波斩浪,排除险阻;也可以激浊扬清、革故鼎新。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入党之时,就笃定了自己的志向,明确了自己的信念,抱定了自己的初心,是先进的代表,是世人的标杆,是群众心中的先锋。敬终如初,则源洁流清。随着党龄的增长,党员干部经过不断的党性磨练、政治历练、纪律锤炼,理应党性更强、信念更坚、理想更笃,应当很好地保持一生廉洁、一世英名。

  事实上,很多党员干部用自己干净的一生,证明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是“出山更比在山清”。“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周恩来,“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谷文昌,“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的杨善洲,“共产党员的党性阵地不能在一张宣纸上失守”的杨业功……他们不忘初心、不改初衷,慎终如初、善始善终,真正做到了“出山更比在山清”。

  现实生活中,也有少数党员干部经过一路奔波,无法保持清洁的人生,有的成了“两面人”,有的成了“两截人”,有的甚至成了破坏政治生态的污染源。他们的蜕变,主要源自意志不够坚定,不是忘了初心、丢掉信仰,就是不善于抵挡雾霾、扫除灰尘、净化空气,甘心与“淤泥”同流合污。

  清初思想家颜元有言:“寡欲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不可否认,不良风气是个大染缸,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共产党人应该有慎染的能力、寡欲的定力,而不能做环境的俘虏,一味抱怨“这是时代造成的”。

  “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坚持“我心有主”,有多大权力净化多大空间,人生就会愈加清洁。晋朝官员吴隐之,对一些人称饮“贪泉”之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的观点,颇为气愤。赴仕途中,他专门饮“贪泉”之水以表明自己的廉洁志向、干净品性。后来,吴隐之被称为晋代第一良吏。事实证明,清与不清,不在外物,而在内心。对共产党人来说,最根本最紧要的是政治觉悟、人生价值,是理想、信仰、信念、宗旨、党性。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中,只要能做到保持初心不变、红心不改,就一定能回答好“到海得清无”的廉洁之问,达到“出山要比在山清”的崇高之境。

忘掉身上的锦衣(人民论坛)

邓佑标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23日   04 版)

  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记载,陈亦韩在礼部会试得中之后回到故乡。按例,凡投帖祝贺过的亲友,都要一一回拜。陈亦韩适有足疾,难以行走,便租了顶轿子,并特意挑那种又小又破的。足疾痊愈后,即便是刮风下雨,他也坚持徒步出行。科场扬名之人,在家乡保持那份谦朴,在那个时代是很可贵的。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光耀门楣、显祖荣宗的思想。“一登科第,便非肩舆不行,甚者仆从如云,夸耀乡里,以为固然”,古代的文典戏曲里,类似的情状并不鲜见。流传至今,形式虽然变了,但“出人头地便觉高人一等”的观念依然在一些人头脑中存在。

  这些年,少数领导干部“以职务加于桑梓”的事屡屡被曝光。年节回老家,本该静静品味淳厚的亲情乡情,却惟恐门前动静小了,搞得车水马龙、热闹不已;乡里那么多路等着修,却私相授受,让人先把自己祭祖的路修好。某村安装太阳能照明灯,住户密集的地方晚上黑乎乎一片,领导干部旧宅附近住户少,夜里却亮堂堂。虽然有时不是本人意愿,但群众也难免看着不顺眼、想着不顺气。

  《诗经》有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之地,不仅养育了自己,也养育了父母先祖,因而感恩之心不可少。乡里之民,曾经守望相助,共风雨同劳作,因而谦朴之心不可缺。东汉大臣张湛是扶风平陵人,回乡时却看到县衙大门就下马步行。别人劝他“不宜自轻”,他却回答:“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在家乡群众眼里,走出去的人才既是国家的栋梁、本地的骄傲,也是学习的标杆。他们教育孩子、激励他人,往往以之为素材。领导干部拔节成长、脱颖而出,大抵都曾有一番艰苦奋斗的经历、一份为民干事的情怀,这些都是可以引领风气的。然而,当公车开到私门、公权乱用私用,这些行为不仅会为群众所耻,还会带坏风气、误人子弟。

  人对故乡有着天然的感情,这种感情越纯粹、越纯真,就越美。领导干部受党培养,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肩上的担子承载着组织的信任。视之为夸耀的资本,已是不该,在乡里以权谋私,更是违规乱矩,非但不会“高人一等”,还会让人觉得道德品质上“低人一筹”。共产党人的身上,不应投下“衣锦还乡”的影子。1925年,贺龙回到家乡桑植,由于家中原来的房子被烧毁,家人正在修建一栋大屋。贺龙看到后断然决定不准再修,他说:“你们看看,左邻右舍这些茅草木屋,单单我家修一座大殿,当成菩萨来供,这不是成心叫人骂我吗?”1961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为了扎实搞好农村调研,不给乡里群众添麻烦,他不但化名“刘胡子”,还住进一间破旧空荡的猪栏屋楼上。

  “古之贤者,不以其贵加于乡党,盖皆如此。”领导干部免不了要跟老家打交道,也应该有一份乡曲之思,当此之时,尤其要牢记党规党纪、忘掉职务权力。若能留下“还是那个谦朴样子,还是那股赤子情怀”的评语,乡情才能如故、根底才会深厚。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般模样。

用心灵看见真实的自己(人民论坛)

曹 平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24日   04 版)

  “生命的意义,在于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做最精彩的自己。”对那些迷路的灵魂而言,这句忠告犹如一味良药。

  不久前听一位陷入社交困境的朋友吐苦水:很多社交活动没意思更没意义,但空闲时若不参加些聚会,又不知道干什么,于是只好戴上面具扎入其中。不喜欢热闹但又裹挟其中打发时间,正照见对孤独的忧惧、对选择的麻木。长期缺乏与自己心灵的对话沟通,所以便滋生出随波逐流、消极逃避的心态。“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其实,最好的知己,莫过于自己,在与心灵对话中认识自己、纯粹思想、坚定信念,有助于我们成为生命的主人。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的词《定风波》,时常见人转发。如何处理好“社会我”与“自然我”的关系,开辟一处养气、养神、养德的心灵净土,可说是一个人必须回答的精神课题。从“吾日三省吾身”,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修养心性之道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中绵绵不绝。捧读诗书、瑜伽修身、品茗静思,今人也开辟出不少天人对话的途径。正是这些自知、自省、自律的自我调处之道,让我们得以驱散心灵的孤寂,促进内心世界走向成熟。

  自知则心明。外物带来的许多搅扰,很多时候都是没能洞察自我造成的。每时每刻都有看不完的各种信息、刷不完的朋友圈,然而咀嚼起来却索然无味;广告推销漫天轰炸,“买买买”之后得到的却是一堆平时用不上、只好弃之角落的物品;应接不暇投身各种交际活动,却越发觉得言不由衷、身不由己。为欲所困而不自知,为物所累而不自明,所以困惑愈多、意义愈减。从物欲俗务中跳脱出来,关键就要认清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什么是出于功利、虚荣等原因盲目追求的。生命有了方位感,生活才会有方向感。

  自省则神宁。珍视与自己心灵对话的时光,反躬深省、体察自我,是求得内心平静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提出“扫除力”的概念,包括“去除负能量和吸引正能量的扫除”两个方面,把塞满了东西、积满了污垢的房间打扫干净,把房间里的负能量都赶出去,这就是“去除负能量的扫除力”。与之相对应的,在房间中建立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磁场空间,这就是“吸引正能量的扫除力”。扫除力,其实就是自省自正的能力。时常叩问生命的意义,涤荡疲乏的灵魂,方能摘下那不得已戴上的面具,找回最真实的自己。也正是在对镜自照、剖析自我之后,我们才有力量参悟成败得失、对抗焦虑浮躁,达致内心的安静平和。

  有句话说得好:“只有用心才能看到本质——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无法看到的。”用眼睛看是为了观察事实,用心看则是为了追求意义。学会与自己相处,就是学会用智慧的力量穿透世俗的乱云飞渡,去把握自我的生命意义。当那个本真的“我”清晰起来、站立起来、强大起来,生命也就获得了持久不息的推动力。

以自省校准人生坐标(人民论坛)

李慧勇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25日   04 版)

  据史料记载,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有自知之明,你虽有才华,但不懂军事;你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

  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资历深、能力强,令人钦佩。而他自省自警、谦虚谨慎的品行,更令人叹服。在党的历史上,不少党员干部都葆有这种品质。他们毕生艰苦奋斗,也终生虚怀若谷,无论身居何位,都不忘以“自知之明”为警示,时刻鞭策自己。

  然而,却总有少数党员干部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缺乏自我省思的能力。有的人自以为是惯了,高高在上、盲目自信;有的人好高骛远,能想、能说,就是不会做;有的人缺乏政治定力,一遇鲜花掌声便洋洋自得,迷失自我。古人云,“自高必危,自满必溢”。无法正确看待自己,往往是危险的前兆。回溯历史,杨修不自知,终遭杀身之祸;马谡刚愎自用,结果痛失街亭。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人如果自我认知模糊,不仅会裹足不前、作出错误决断,甚至可能影响全局,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深刻了解自我,就需要经常察己、自省,让反思成为一种习惯。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审视自己,如同对镜自照。照镜子难能可贵的是,看得到自身的亮点,更细览自身的瑕疵。一个人唯有无止境地自我追问,对自己的观察才能不断深入,对自身现状的把握才会理性、客观。穿越表象与迷雾、精准认识自己,有利于真正看清环境,进而避免被美言所欺瞒,也才能克己所短、扬己所长,从容校准自己的人生坐标。

  在自我省察方面久久为功,是党员干部自我完善的阶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对领导干部而言,广纳批评之声,才有真正的胸襟;自觉接受监督,才有真正的自信;做到从谏如流,才有真正的智慧。从这个意义出发,慎独慎微,当是每一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敞开心扉、襟怀坦荡,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涵养闻过则喜的雅量、见贤思齐的精神、择善而从的品格,让严的标准、实的精神融入心灵深处,终能抵达人生的崇高境界。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是朴实无华的道理,也正是自我认知的箴言。

品读经典,聆听高处的声音(人民论坛)

白 龙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5日   04 版)

  关于读书,有一幅漫画被很多人转发:站在不同高度的书籍上,人们看到的风景各异;从低处的一叶障目到高处的霞光万丈,阅读的厚度,决定了人生格局与眼界心胸。如果把人类文明比做一座山峰,那么雄踞高山之巅的,就是历经世代淘洗而筛选出的经典文本。

  阅读经典,如同聆听山巅之城的智者们穿越时空的遥远回响。经典作品代表着人类精神的复杂性,标志着我们共同的先辈曾经抵达过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它不仅让人懂得地上有花、天上有星、人有灵魂,还让人懂得,在无穷的远方和无涯的历史中,有许多伟大作家和我们思考过同样的主题,体验过相似的况味。那是一种对人心的理解和体恤,犹如一双越过时空的温暖臂膀,环住一个个困在冰冷湖面的灵魂。经典作品以锐利的穿透力,让那些只知和现实讨价还价的人们,懂得什么叫对这个世界爱得深沉、情之激越,什么叫思想的力道和思考的痛感。

  然而,在纷纭万状的信息社会,进入经典文本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是困难的,也是奢侈的。那似乎是一个和我们厕身其间的世界相平行的空间,独立、缥缈而易碎,一个电话或者微信的侵扰,就能迅速把我们拉回现实。古人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而现在,对于奔波忙碌的现代人来说,仅仅闭门恐怕是不够的,只有在静谧无声的夜晚,待一天的工作结束,关上手机,才能翻开泛黄的书页,小心翼翼地捕捉来自遥远时空的细弱声响。那个高处的世界并不许诺我们具体的好处,但入得其门,自然会感受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产生一种“只有高贵纯洁心灵能够感受的欢愉”。

  正如登山需要阶梯,进入经典作品的世界同样需要拾阶而上。词语的分量是不同的,有些轻如鸿毛、浮浪轻佻,有些则重如千钧、庄严肃穆。经典作品中的主题,一般历千载而不变,充满泛着古老铜绿的端庄大词,诸如民族和命运、历史与兴衰,等等。理解这些主题是困难的,需要借助思想的阶梯。有时,通过一部经典去理解另一部经典,方能参透义理之精妙,醉心于云蒸霞蔚的经典意象,比如国学上“以传注经”的传统就是如此。有时,理解经典也需要人生的准备。正如陈年老茶需要用沸水才能浇出厚重余味,理解经典也需要我们用老水手般的人生阅历,用经久不息的温热内心,浇开经典作品中只属于独特个体的专属气息。惟其如此,方能找到每个人心中的哈姆雷特,让经典的鉴赏者代代不绝。

  有人说,读书多的人容易产生一种基于知识的傲慢和自负,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轻蔑。或许,过于沉溺文字上的精神世界,会让人疏离乃至拒斥现实世界,但真正的经典阅读不会如此。经典只会让人变得谦逊,因为见识了大海而更懂得什么叫沉潜往复,登上了群山之巅而更能体会山花的璀璨只若指间流沙。而愈了解人类精神的由来和思想的系谱,人们才会愈发认清自己在这个世界所处的位置,从而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写下属于我们时代的经典。

细嗅真话的“兰香”(人民论坛)

李秦卫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03日   04 版)

  邹忌与徐公,谁的颜值更高?邹忌的妻、妾与客均回答徐公不及邹忌。邹忌暮寝而思之,追根溯源:“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启示人们,一个人要想听到真话,关键在“反求诸己”。古人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处身现实生活,要想嗅到真心话这缕兰香并不容易,甚至需要一种智慧。

  裴矩为隋臣时,对隋炀帝溜须拍马、阿谀逢迎,成为唐官后,却常直言相劝、面折廷争。对裴矩的显著变化,司马光认为“非其性之有变也”,而是“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魏征则把自己敢说真话的原因总结得更为直接,“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能不能听到真话,首先在于想不想听真话。进而言之,还在于愿不愿、能不能“导之使言”,促使人把真话坦然讲出来。“盘圆水圆,盂方水方”,倘若领导者求谏若渴、虚怀若谷,始终葆有接纳逆耳忠言的胸襟与雅量,何愁大家不能真心直言?何愁听不到真情实感?

  历史上,高缭在晏子门下三年,不曾向晏子提出一条批评意见,晏子因此辞退了他;齐威王发现“誉言日至”的阿城大夫爱说假话,便“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经验表明,对说假话者撤回“信任状”、拆掉“升迁梯”,说假话就会没有市场,满嘴假大空的人就能少一些。另一方面,也须倡导真言,营造实话实说的良好氛围。周恩来同志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时,曾对敢说真话的农民张二廷动情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好!咱俩交个朋友吧。”让说真话者感受到正向激励,人们更会知无不言、言之求真。

  “我们下来搞调查,是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上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同志到湖南农村调研,刚开口便恭恭敬敬地给乡亲们鞠了个躬。见他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大家都放松下来,掏起了心窝子。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如果永远昂着头,自然闻不到泥土味。深入基层一线、走到群众之中去,与老百姓坐同一条板凳、吃同一锅饭,像习仲勋那样“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就容易打开普通人的话匣子,让人从容发声。多一点真诚沟通、多一分坦诚交流,有助于干群之间筑牢信任的地基。

  毛泽东同志说过,“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为官从政,言路广则思路开。行进在复兴之路上,我们更当善于倾听、出言必真,激发更多真实的声音。

“少年无向易中轻”(人民论坛)

乐 其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04日   04 版)

  “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获得诺贝尔奖后,屠呦呦告诉记者,这句中学老师的鼓励,自己一直记在心里。在屠呦呦的眼中,看似平静的实验室充满艰辛和风险、挫折和失败,更充满奋斗的激情,勇敢面对暴风雨的考验,就能采撷到成功果实。

  岩石以隆起为奋斗,所以成就山峰的巍峨;江河以奔流为奋斗,所以成就海洋的博大。人生因奋斗而精彩,青春从来与激情相伴、与奋斗为伍。《共产党宣言》出版的时候,马克思刚刚30岁。出席党的一大的13名党员,平均年龄只有28岁。可以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从来都是优秀青年的共通品质。也正是因为有理想、有担当,敢为人先、攻坚克难,青春的风采才能刻写在梦想的星空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勉励青年学子:“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青春是用来奋斗的,然而不是所有的青春都愿意选择奋斗。生在富足生活中,长在安定环境下,难免出现满足现状、安于享乐的倾向,难免产生躺在上一辈人成就上享清福的想法。可是,青年时期如果收起奋斗的桨,卷起扬风的帆,即使青春年少,心上也刻满了皱纹。不久前,网络上一场对青年年龄标准的讨论,就引起众多关注。不少人感慨,“90后已进入中年”“90后遭遇'中年危机’”。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思想上的老气横秋,精神上的贪图安逸,心态上的焦躁不安,如果战胜不了这些问题,精神世界的早衰并不是危言耸听。

  “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精神世界富有奋斗精神的人,即便皱纹爬上额头,心海也可以永远激荡着青春旋律。战胜精神早衰的秘笈,其实就在于奋斗二字上。筑牢理想信念的魂,深扎艰苦奋斗的根,生发“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勇气担当,青春才能展现它应有的闪亮色彩。不经风雨,怎能望见雨后彩虹?不去大海中搏击,怎能知晓迎风斗浪的美好?多一分进取少一分安逸,多一分闯劲少一分守成,做好精气神的“加减法”,我们才会如革命先驱恽代英所言,“每日须辟一新境界”,使人生更加丰富和开阔。

  其实我们身边,并不缺少勇于搏击的青年弄潮儿。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一群年轻人在寂寞深山,与大山为伍,与野生动物为伴,无怨无悔献身生态环境保护和科研工作,把成长的身影融入青山绿水间。谁能说,这样的青春不够出彩?一群山西年轻“创客”,本可以端上稳定的饭碗,但他们却“不安分”,上了创业的瘾,主动到市场浪潮中摔打成长,硬是让没有注册资金的工作室,一跃成为小有名气的创业公司。谁又能说,这样的青春不够绚丽?

  古人说得好,“好事尽从难处得,少年无向易中轻”。处在一个百舸争流的奋进时代,怀着梦想乘风破浪是最好的姿态。珍惜韶华、奋发有为,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青年人就一定能用实践证明:“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担当的“三重境界”(思想纵横)

黄 海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05日   07 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不断增强,有力地促进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持续好转。但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理,出现了“不作为、怕担当”的现象。强化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应读懂担当的“三重境界”,在实际工作中乐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

  乐于担当体现的是一种先忧后乐的思想情怀。这是担当精神的第一重境界。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凝聚气质、通达未来,是事业的进步之基、发展的动力之源。担当精神既是党员、干部的重要品格,也是激发动力、聚集合力、迸发活力的精气神,还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情怀,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党员、干部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就要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乐于担当、甘于奉献,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忧人民之所忧,时刻把群众记在心上,时刻牢记人民利益大于天,全身心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乐于担当中收获和享受快乐。

  敢于担当体现的是一种迎难而上的责任意识。这是担当精神的第二重境界。“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当前,我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很多工作要做却又不好做,许多改革需改却又难改,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强化迎难而上的责任意识,在大事难事面前不回避,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敢于担当、知难而进。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三个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健全激励保障制度,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是为担当者担当。干事业、谋发展要一心为民,在困难面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敢作敢为、敢于创新。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敢于担当,是党员、干部的本色。广大党员、干部应自觉强化责任意识,切实承担起这一角色。

  善于担当体现的是一种有勇有谋的能力素质。这是担当精神的第三重境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都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担当能力。越是关键时期、越是任务繁重、越是在大事面前,党员、干部越需要有勇有谋、善于担当,具有进退有据、运筹帷幄的能力,练就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本领。善于担当是乐于担当、敢于担当的有力保证。为此,党员、干部应不断提高专业素养。专业素养是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的统一,它要求党员、干部掌握运用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善于在纷繁问题与复杂局面中把握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一般与特殊、两点论与重点论等辩证关系;具备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学会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妥善处理各种复杂利益关系,着力提高操作能力和执行力。只有这样,广大党员、干部才能面对矛盾有办法、面对难题有路径,切实把担当落到实处。

 

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人民论坛)

李 斌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05日   04 版)

  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提到深化改革,这两句话为不少干部所推崇。为什么改革的决心和担当,比改革的认识和方法更重要?

  不妨重温两个关于执行力的故事。诸葛亮派马谡把守军事要地街亭,临行前一再嘱咐他当道扎营,挡住魏军前进之路。然而马谡刚愎自用,上山扎营导致街亭失守。徒有办法而不落实、徒有指令而不担当,结果必然失败。中央红军长征至大渡河,在天时地利皆处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红四团先头部队一昼夜山路行军120公里,一举飞夺泸定桥,掌握了跳出敌人围追堵截的先机。激发决心和担当,即便没有可行条件、稳妥办法,也可以争取到最好的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中央深改组会议也要求,主要负责同志要有改革担当,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拍板,只要符合党中央要求、符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就要坚决改、大胆试。面对利益固化藩篱,面对难啃的硬骨头,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没有一往无前的决心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改革很难落地生根。在改革密集施工期,领导干部激发干的决心、实的担当,从改革具体方案制定、部署实施到政策配套、督察落实一抓到底,方能用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托举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万丈高楼。

  网络上流传这样一句话:“人生的所有履历,都必须排在勇于负责的精神之后。”拿改革来说,如果不敢担当、不愿担当、不去担当,改革部署和改革成效便会相隔万水千山。有的部门抓改革“内外有别”,动别人的饭碗可以,动自己的奶酪不行;有的领域搞“难易有别”,只捡掉地上的麦穗,不碰荆棘丛中的玫瑰;有的地方则是“上下有别”,不管一致性只讲特殊性,改革传到基层只剩一纸空文……这些不落实、落不实的问题,不在于改革能力不足,而在于格局不大、担当不够。在老百姓眼里,这样的改革就是“骑竹马”,看似快马加鞭,实际效果寥寥;这样的干部就是“裱糊匠”,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千难万难,干部担当就不难。”“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其实就体现在担当上。

  古人说得好,“观操守在利害时”。体察一个干部的觉悟、境界和水平,关键就看中央精神有没有落实,改革关口有没有担当。试看那些群众交口称赞的优秀干部,无不是敢担当、能担当的典型。“樵夫”廖俊波扑下身子真抓实干,给同事带去“主动干”的正能量,也让位居全省末位的福建政和跃居全省前茅。邹碧华甘当“燃灯者”,倾注心力推动司法改革、构筑法律职业共同体,捍卫了司法公平正义。当前,改革的总规划和路线图清楚明白,激励、容错等制度保障逐步完善,能影响改革成效的变量,主要就在责任担当。领导干部如果有认识没决心、有态度没行动、有能耐不担当,不仅会让闻者不齿、见者笑话,于良心深处恐怕也会久久难安。

  陈云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有决议必执行,有责任必担当。党员干部觉悟高不高,就看这一点。

烂石生好茶(人民论坛)

徐文秀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09日   04 版)

  明代洪应明有一本名著叫《菜根谭》,作者以“菜根”为书命名,意思是说人的才智和修养只有经过艰苦磨练才能获得,正如俗话所说:“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人生需要历练,也需要磨难。然而,在哪历练、怎么历练,对于一些人来说未必清楚。有的长年“隐”在机关、“窝”在高楼,吃不上“劲”;有的虽然走出了深宅大院、下到了基层,但习惯于浮在面上,热衷于做一些立竿见影的事、干一些唾手可得的活;还有的则今天一个地儿明天一个岗,不停地“下跳棋”,还美其名曰“多岗位锻炼”,等等。不愿、不想、不敢到基层一线去,或者说表面上去了,但没有到“吃劲”的岗位上吃大苦、流大汗,经历虽然好看却不好用,最终成不了大器、干不了大事。

  所谓“吃劲”的岗位,大多在基层一线和艰苦边远地区,或是那些相对要紧,得费力气、下功夫的岗位。有的往往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的常常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有的时时矛盾多、难度大、问题复杂,得使出浑身解数,诸如一些地方的改革发展、征地拆迁、扶贫攻坚、招商引资、信访维稳,等等。这些岗位,都有很大的挑战性甚至风险性。一些人之所以不愿、不想、不敢到这些“吃劲”的岗位上去磨练,原因无非一怕吃苦受不了,二怕吃力干不了,三怕吃亏忍不了。这怕那怕,说到底是对“吃劲”岗位的价值和意义认知不足,源于身上的担当精神不够。

  “吃劲”岗位是大熔炉,可以锤炼意志。在“吃劲”的岗位上历练,得啃“硬骨头”,接“烫山芋”,干的是苦活累活,打的是大仗硬仗,乃至是遭遇战,有时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样的事经历多了,我们也就成长成熟成才了。

  “吃劲”岗位是大学校,可以增强本领。“吃劲”岗位要面对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很多都是没有经历过的,得自己去悟去破解。在“吃劲”的岗位上工作,往往现有的知识不够用,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赢得主动,在破解难题中不断总结提高,积累经验、丰富自己。

  “吃劲”岗位是大舞台,可以施展才干。在“吃劲”的岗位上干,需要几把“刷子”,有时还得用出“洪荒之力”。急难险重的关键处就是大舞台、大战场,让你的十八般武艺充分展现。

  “吃劲”岗位是大摇篮,可以培养才俊。战将起于硬仗,千里马出自原野。“吃劲”的岗位,是练就好干部的地方,在“吃劲”岗位上历练过,必定比他人多一份底气和自信,多一份从容和淡定,多一份顽强和坚定。

  陆羽《茶经》中将茶树生长的土壤分为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和下者生黄土。倘若把成才比喻成茶树的话,那它必定是要在“烂石”中生长的。只有到大风大浪中去冲浪,到急难险重中去摔打,到逼得自己没有退路的环境下去搏杀,到“吃劲”岗位上去锻造自我、砥砺人生,成长成才方指日可待。

摈弃“法不责微”的心态(人民论坛)

凌焕新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10日   04 版)

  从纪检巡视的情况看,如今明目张胆越雷池的,少之又少了;但化大为小搞“微腐败”的问题,仍不时发生。吃喝不去大酒店了,改去农家乐;公款报销不搞大数额了,化作小发票;办私事不再开公车了,变成私车加“公油”……如此等等。

  错误的行为必然受错误的思想支配。“微腐败”增量不断,很大程度上源于法不责“小”的心理作祟,也说明一些人心中的贪念仍在活蹦乱跳。如何实现从不敢到不想,是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一些人常有侥幸心理,觉得法不责众、法不责微。以为“大家都这样”,法纪就无可奈何。然而,正风肃纪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勿以恶小而为之,犯了错误就要付出代价。有人觉得收点小东西、搞点小吃喝、破点小规格,都“不算什么事”“没有多大事”,这何尝不是对法纪缺乏深知与敬畏的又一表现。如果说过去一些人走偏出格,可以归咎于不良政治生态拖累所迫,那么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咋还如此执迷不悟?

  “微腐败”看似吸血不多,实则其害如虎。老百姓愤慨“老虎”,也同样痛恨“蚊蝇”。居家过日子,苍蝇到处飞、蚊子嗡嗡叫,饭就吃不可心,觉就睡不安稳。“微腐败”往往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消解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雷峰塔顷刻间轰然倒下,就是因为“蚂蚁搬家”——今天你拆一砖、明天他拆一砖,正所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老虎”不可能一天长成,大奸巨贪哪个不是从小打小闹发展到无法无天?所以说,蚊蝇不狠拍,老虎也就打不完。

  睹微知著,防微成著,是正风反腐之通则。在有些国家,连公务员使用信封,都规定要公私分别,决不允许不付费搭便车。在我国香港,公职人员接受吃请,一顿饭费用,按就餐人数均摊,若超出本人月薪1%,即属受贿。我们党“越往后执纪越严”,查细责小、无微不“治”将为常态。那些“隐身衣”“擦边球”“游击战”,恐怕再也穿不得、打不得、玩不得了。如果还以为“小范围”“小地方”“小活动”“小表示”“小便宜”“小方便”“小变通”“小爱好”等等“不算啥事”“不会有事”,心安理得、麻木不仁,迟早会导致阴沟翻船、小隙沉舟。

  “微腐败”因其体量不大,组织上的“探头”很难及时探清照明,加之群众中也不乏有人积非成是、见惯不惊,因此尤需党员干部当好自己的纪检官。有道是:不讲道德,纪律就会靠近;无视纪律,法律就会靠近。为官从政,贪一点则由“王”变“玉”、成他人玩物,取一文则不值一文、遭人们鄙视,因小失大的蠢人傻事还是不做为好。好面子、讲感情本不为错,但面子、感情要服从党性党纪,该拒绝时要果断说“不”。在党言党、为国为民,没有那么多的“不好意思”“过意不去”,也没必要怕人说“不够朋友”“不懂规矩”。

  抓大不放小,是对腐败“零容忍”的生动注解。再微小的细节,也能折射出一个人的作风;再轻微的苗头,也会危害一个政党的根基。重在日常、不弃微末,摈弃法不责“微”的心态,才能始终保持风清气正、崇廉尚实的精气神。

创新是品牌的活力之源(人民论坛)

向迎佳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12日   04 版)

  有家箱包企业,多年来坚持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用两年时间“磨”出一款碳纤维拉杆箱,实现了产量用料和工艺上的升级换代。其研发团队人员多达300多人,年均研发投入数千万元,拥有众多专利,可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一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微企业,一跃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有人说,不就是个拉杆箱吗?花那么大投入值吗?企业负责人说:宁愿在创新上多用劲,不能在销售上跑断腿。

  5月10日,是首个“中国品牌日”。品牌是什么?品牌是质量,是效益,是产品质量观、技术创新观、社会责任观、企业发展观的内在融合与统一。品牌就是竞争力,是生命力。而品牌和创新是密切相关的,任何品牌的活力都来自创新。只有通过不断注入新的科技元素,才能保持品牌的先进性;离开了创新,品牌则难免被淘汰,这是被无数品牌案例所印证了的事实。

  就数量而言,中国不能说是品牌小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已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而看内涵,却不得不承认中国仍是个品牌小国。有数据显示,中国工业产品有220多种产量世界第一,但是自主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只占一个。这种状况显然与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地位不相称,以至产生“海淘”“海购”等消费外溢的尴尬。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创新之于品牌经济的意义和作用自不待言。但在实践中,企业家又受着这样或那样的观念及行为的影响。有创新费劲、跟人省力的懒汉心理,有计月有余、计年不足的短视思维,有立马投入就指望立马见效的浮躁情绪,还有资金不足、人才短缺的现实困难。“人是观念的囚徒”。创新代表着发展与进步,而观念不领先、精神不领跑,必然满足现状,不思改进,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最终难免不被淘汰出局。

  在一些人看来,创新是“高大上”的东西,普通人难以企及。就创新内涵而言,确有高低层次之别,但普通人群中蕴含的创新潜力亦不容低估。前些年一次科技博览会上,就曾看到有可显示牛奶新鲜度的牛奶壶,有可用来照明的“肥皂”,有可种植植物的书桌,有可根据视力自动调节光亮的台灯等等,都是普通人作品。鲁迅说过,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创新之花的绽放,同样离不开适合生长的“好土”。对创新者多一些关注和扶持,善待他们的每一个“异想天开”,打造一种良性机制,就能激励更多人释放创新智慧。

  品牌的背后是品质。这种品质,体现在做产品的人身上,就是“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格局,就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持久恒力,就是“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探索精神。质量之魂,存于匠心;品牌之优,优在专注。只有具备工匠精神、专注品质,“师其意,而不泥其迹;注其神,而不摹其表”,始终瞄准创新的制高点,才能既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攀登品牌高峰。

安放好人生的“健康财富”(人民论坛)

马祖云

《 人民日报 》( 2017年03月27日   04 版)

  一项文化调查显示,“身体健康”已取代改革开放之初的热词“恭喜发财”,荣登近年来新春祝福热词榜的榜首。幸福自有千种风情,但健康毫无疑问是幸福的基础。

  “健康的身体乃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禁闭室。”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就可能丢失一切。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未成却病逝五丈原,让人叹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曹雪芹贫病交加,“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徒令后人怅惋;贝多芬日夜企盼耳能复聪,直至生命尽头仍在祈求,“到了天堂,我就能听得见了!”自古而今,多少英雄豪杰,因失去健康而壮志难酬;多少名流人物,因病魔缠身而事业中断。

  健康学上,躯体、心理、精神的完美状态称之为健康。成功学将智商、勤奋、健康视为成就事业的三大支撑。近年来兴起的“幸福论”,则把健康当作1排在首位,将财富、地位、功名等作为0列于1之后,缺少了1,0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宝贵。无论是创造绚丽多彩的人生,还是撑开家庭的幸福天空,抑或是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健康都堪比无价之宝。由此就能明白,为什么跑步一族的阵容越来越庞大,为什么健身打卡成为风靡都市的时尚。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透支健康。一些风华青年,生活黑白颠倒,时常起居无序、饮食无节、烟酒无忌、运动无时;一些翘楚白领,忙碌无日无夜,不是忙于应付沉重工作,就是辗转在各类交际应酬中。“我总是失眠,在哪都提不起精神”“最近特别容易累,也很健忘”……对健康的重视出现“赤字”,健康不免付出高昂代价。据悉,中国亚健康人群已超过75%,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外,“第四高”高尿酸也已悄然袭来。“珍爱健康”不是一句廉价的口头语,安放好健康这个人生第一财富,生命才能绽放经久的美丽。

  古人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今天我们宣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全民健康的目标追求,诠释出全面小康新的价值高度。“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努力减少公共安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如今,“健康中国”已被确定为国家“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贯彻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我们才能筑牢百姓生活的健康基石,促成全面小康的最终实现。

  一年之计在于春,健康之计在行动。让精神和身体一起“舞”起来,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营造健康的环境生态,未来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容人之功”亦为功(人民论坛)

刘根生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4日   04 版)

  有人说,“既要敢于担当,又要容人之功”。话虽不长,却令人深思。

  独木再高也撑不起大厦。一个人能担当固然不易,但更可贵的是容得下他人冒尖出彩,共同成就一番事业。有家跨国公司,新任经理都会从总裁那里得到木制套娃。其中,小木娃上有张字条:如果每个人都只用比自己小的人,公司就会变成矮人;如果每个人都能用比自己高大的人,我们就会成为巨人。对管理者而言,善用“高大者”便是容人之长,本质上即是容人之功。

  容人之功,体现着求同存异、从善如流的胸怀和气质。赤壁之战前夕,张昭主和,周瑜主战,两人在大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当孙权采纳了周瑜意见后,张昭转而积极配合支持周瑜,共辅孙权守土,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意见有分歧乃至纷争,并不可怕;凡事谋定之前,尽可各抒己见。但在谋定之后,则不可因观点相异而不作为甚或使绊子。张昭的故事启示人们,心中存有大格局、涵养乐见其成的雅量,处处补台、成人之美,方能凝心聚力,以求大功告成、美美与共。

  容纳他人成就意味着共创共享,往往孕育着伟大的美德。普瑞舍在研究中发现水母荧光蛋白后与查菲和钱永健等分享了成果,后者接力探索,完成了荧光蛋白在其他物种上重组研究且获诺贝尔化学奖。普瑞舍说: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他们做了我做不到的伟大工作。在西班牙自行车赛上,车手埃斯特万临近终点时不幸遭遇爆胎,只好扛起自行车向终点跑去,紧随其后的车手纳瓦罗选择跟在后面慢行,最终与奖牌失之交臂。纳瓦罗说:超越爆胎对手取胜不大道德。无论是为他人站在自己肩膀上成功而高兴,还是在竞争中坚守道义与精神,都彰显着“容人”的高尚境界。

  现实中,容错不易,容功尤难。有的人患有“致命的自负”,总觉得自己全知全能全善,于是事事都想捏在自己手中,不给他人表现的机会;有的人热衷揽功争功,事情做不成就推脱责任,事情做成了则忙着往自己脸上贴金,擅长做一分、讲十分。在一些地方,干事者败在了“琢磨干事者”之手,久而久之,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影响了干事创业的良性环境与氛围。事业成败最终在人,倘若任由这种风气蔓延,再美的蓝图恐怕也会在“落实”中走向“落空”。正因此,更须倡导与播撒容人之功的理念。

  回溯历史,秦穆公不仅广纳天下英才,且“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结果“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可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孤立的,与他人的成长紧密相关。社会的发展永远靠合力推动,既以“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精神履职尽责,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成他人之功,心田似海、同心同德、勠力实干,我们方能赢得更出彩的人生,成就更绚丽的事业。

  

 

学会安静地扎根(人民论坛)

李树杰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2日   04 版)

  有一位年轻的乡镇干部,在公务员交流群里发起了一个话题:“现在乡镇公务员都要求在乡镇最低服务5年,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原本以为大多数人会抱怨,但事实恰恰相反,超八成的回复都是积极向上的,而且大都明确地表示,基层让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锤炼。

  其中一位已提拔到副县长岗位,谈到作为选调生在基层工作的5年,说这是他人生的升值期。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在基层待过,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比如,这5年让他知道了农民种地的艰辛,从翻地、播种、间苗、养护、浇水、打药,再到收获、晾晒、入仓,每个环节都得精心劳作。这让他理解了为什么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处理征地拆迁等问题上,会更多地站在农民角度,从保障农民利益上细细考量。这5年他知道了三农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诸如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社会治理这些看似大问题,实际上常常落在一些诸如邻里矛盾、家族纠纷、征地补偿、村务公开、计划生育等小事上。小事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事端。

  比如,这5年让他对以往的无知而羞愧,知道还有一些农民劳动致富能力差,或因病致贫,生活陷入困顿,“家徒四壁”并非传说。这让他深深感到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肩上的责任和压力。这5年他学会了解决基层矛盾和问题的一些技巧和方法。旱厕改造本来是好事,有几个村讲了许多道理,开了许多会,总是推进不下去,晚上他自己带着吃的到一个村支书家,跟这几个村的村干部聊了个痛快,没过几天工作就全部完成。

  哲人有言,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地底。非洲草原上有一种尖毛草,在最初的半年里,它几乎是草原上最矮的草,只有一寸高,但半年后雨季到来时,就像施了魔法一样,三五天后,便有近两米的高度。原来,在前6个月里,尖毛草不是不长,而是一直在长根部。雨季前,它虽然露头一寸,却扎根地下超过28米。

  每一个人都有梦想,都有理想抱负。这犹如高处的阳光,时刻指引着我们不断向上向前。同时,每一个人还要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犹如尖毛草的根,伸向地底,越扎越深,汲取更多的水和养分。一棵茁壮成长的树,一株不服输的小草,不但要使劲拔高自己,还要努力在根上发力。

  实际上,基层培养人,基层锻炼人,绝不是一句空话。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不仅积累了丰厚的工作经验,重要的是对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会有直接和感性的认识。当他成为一名领导者掌握决策权时,能把握全局,权衡各方面利害得失,作出正确决策,而不是心血来潮和脑袋发热简单作出决定。现实社会中,许多年轻的干部总想走捷径,恨不得一年几个台阶。但是,为政的基础打不牢,根扎不深,纵使提拔得再快,往往也难成就一番事业。

  “大木百寻,根积深也;沧海万仞,众流成也;渊智达洞,累学之功也”。不管社会的节奏多么快,不管世事如何浮躁,我们要先学会安静地扎根。

 

何妨“敲打”一下自己(人民论坛)

柏建全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5日   04 版)

  “什么人值得让村里的乡亲为他办篝火晚会?”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在草原上采风时如此自问。当得知篝火晚会是专门为自己而办时,他惭愧至极:我忽然问自己,这是哪里?我是谁?我真忘了自己是谁,感到写作跟做一个淳朴的人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人不写作也能活着,而活着值得做的事是清洗自己……作家的反躬自省,引人深思。我们能否时常拾起“棒槌”,敲打敲打自己?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及时省察、时时观心,注重“清洗自己”,不仅是先贤们的处世哲学,也可谓今日的修身之要。事实上,一个人无论是阔步于坦途还是涉深水、闯险滩,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陷于低谷,都需要停下来喊喊自己的名字,多些自问、多些“敲打”,及时从亢奋的激情或失意的抑郁中跳出来。让浮躁的心平静下来,往往就能适时调整人生的航向。

  自警以正身、自察以思过,更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1948年2月,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地区打了一场歼敌两万余人的漂亮仗,很是满意。在从前线阵地回指挥所的路上,他停住了欢快的脚步,把皮带往左手掌上一打,自言自语道:“彭德怀啊,可不敢骄傲,不敢骄傲啊!”而在遭受战事损失的西府战役教训总结会议上,他用右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学的马列主义哪里去了?”这种自问、自责、自省的态度,令他胜不敢骄、败不会馁,成就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功勋与威名。

  “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种失败,自己揭下面具却是一种胜利”。今天,有些因违纪违法而落马的党员干部埋怨组织上没早提醒,抱怨同志们不真诚帮助,把责任全推到他人身上。殊不知,自律是他律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在党性修养、品德涵养方面丧失自觉,一味依赖外界监督,迟早会得“软骨病”。“我1985年就是延安地委书记。副部级以上都二十多年了,正部级岗位上也十多年,没想到老了老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白恩培的忏悔,恰恰反过来证明了进行自我“敲打”的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自我审视、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曾指出,“党内批评总是要在一定的场合内进行,而'吾日三省吾身’,自我批评则与我们个人如影随形,是最及时、最管用的思想武器。”思想上的危险因子常常处于潜伏状态,一旦稍不留意,便会潜滋暗长。葆有“以恐惧修省”“不敢有一毫自肆”的意识,用好自我批评这一思想武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方能及时扫除思想阴霾,避免让初心蒙尘,不断坚定前行的步伐。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有人说,要时常问问自己,是否还拥有前行的动力,是否还有奋斗的勇气;还要时常告诫自己,永远不要逃避,永远不要放弃。矢志养成自问自省的习惯,勇敢地省察自己、“敲打”自己,我们赢得的必将是更开阔的人生。

 

别拿“清高”辱“清正”(人民论坛)

韩民

《 人民日报 》( 2015年11月24日   04 版)

  俗话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日常生活中,难免有人会对人评头论足。如果说只是一般的议论,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有一些对他人的评价,却不是那么出于理解和善意。例如,对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不说善学习、会思考,而说“个性强”“很拧巴”;对爱安静、乐独处的人,不说懂自律、重修养,而说“难接近”“不合群”。一些作风正派、为官清廉者,也被一些人讥为“故作清高”。凡此种种,且不论言说者动机如何,单是从话中有话的“机锋”来看,就缺乏与人为善、坦诚相见的襟怀,亦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的态度。

  “清高”一词,暗含价值判断,虽然讲出来不怎么费力,但很容易伤害当事人。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党风政风为之清新。然而每逢遇到点什么事,私下里请请客、打打招呼之类的“擦边球”行为还是难以禁绝。在请客的人看来,自己掏腰包请客吃饭、联络感情,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往轻里说是格调不高、显得俗气;往重里讲,有可能触犯风纪,最终得不偿失,因此对于这种不想做也做不出的“糗事”,发自内心地抵触。比较这两种人及两类心态,如果说后者“清高”,显然是评说者的价值判断有问题。

  清高与清正,各有其本义,尽管微妙的差别需要细细去咂摸,但并非难解难分。不妨看看同为晋代的两个官吏。一是陶渊明,他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品性,直言无法忍受“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拘束,挂冠而去、“敛裳宵逝”,辞去刚当了八十一天的彭泽令,辞得神清气爽、轻松洒脱。另一位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他贫苦出身,因选人出色、功劳卓著,虽列位三公却始终耐住清贫。令人称奇的是,山涛执握重权多年,经其提拔的官员数以百计,却无一滥竽充数者。两相对比,如果说前者可作清高的范例,那后者则为清正的典型。

  正因此,为官的清高与清正,与其说是能不能分清的问题,不如说是想不想分清的事情。需要警惕的是,个别人苦心孤诣,长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带头破坏政治规矩、手脚不净、为官不为,反而对严守规矩、廉洁自律的好干部看不惯、看不起,视他们为异己和隐患,不惜挥起誉毁的大棒,混淆视听。而且恰恰是这些人,很善于利用舆论话语权“设置议题”,如果周围的人不善于辨别,甚至跟着后面人云亦云,对为人正派的干部不仅是情感的伤害,更可能混淆了是非,破坏了风气,有损于政治生态。

  当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在深入推进,再次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自我省察、返璞归真的机遇。正人必先正己,在对人对己、评人论事的过程中,端正态度、清正话风,当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应有的修养。

 

用激情点燃“心灵的青春”(人民论坛)

李浩燃

《 人民日报 》( 2015年11月02日   04 版)

  不久前参加大学入学十周年聚会,昔日同窗济济一堂,既温暖也令人感慨。叙旧闲话间,有的人事业进步、家庭和睦,把幸福写在脸上;也有人虽不及而立之年,眉宇间却已沉积着对生活的倦怠。刚毕业那会儿的激情,怎么没过几年就消散了呢?

  “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思想家的论断也许有几分玄奥,但相信无人否认,激情乃是人生前行的风帆试想,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药学家屠呦呦,如果没有对工作的激情,岂能在艰苦环境中,带领研究团队成功提取青蒿素;北京中关村那一张张青春脸庞,如果丧失对创业的激情,又怎可能扎根咖啡店,日复一日地探寻梦想的生长点。

  没有激情,难干事、更难成事。激情,无疑是让人保持状态的神奇力量。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在《做书》一书中,讲述了同事高贤均的故事。高贤均前往成都出差,顺道去西安拜访作家陈忠实,拿到了小说《白鹿原》的手稿。他利用坐火车和开会间隙苦读,没等返回就已将数十万字读完。回京后他第一时间写信反馈,结果从拿稿子到让作者收信,只用了十天时间,令人称奇。在没有电子邮件、快递的年代,正是这份对编辑事业的激情,促使他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激情,源自真诚的热爱,体现着“做更好的自己”。一个缺乏激情的人,不仅是进取心不足的表现,也可能因此变得无趣,暮气沉沉。现实中,一些人鬓角尚未被岁月染白,内心却早已被时光打磨得冰冷如铁。习惯了循规蹈矩的日程安排或工作方式,对变革与创新嗤之以鼻;沉浸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里,看穿一切似乎也看淡一切……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感到激动、兴奋,“差不多就行”“意思意思得了”是其万能金句,“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成为他们的专属形容词。

  激情,也孕育着希望。美国作家欧·亨利在《最后一片叶子》中写道,罹患肺炎的病人生命垂危,她卧看窗外一株萧萧落叶的常春藤,渐渐失去了生的信念,暗示自己:“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一位老画家得知后,画了一片仿真藤叶悄悄挂在窗外。靠着这“最后一片叶子”带来的生机,病人竟奇迹般存活了。尽管情节源于小说,生活中未必有真实素材与之对应,但这则小故事启示人们:希望是奇迹的催化剂。一个人如果在心中埋有激情的种子,就如同为生命准备了一片蕴藏希望的藤叶,说不定何时就会拓展“可能性”的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说,激情是一种可贵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品质,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潜能。置身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洪流,无论是纵身涉险滩、啃硬骨头,还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激情都堪称一把化腐朽为神奇的金钥匙。对于行进中的“中国号”巨轮而言,新的五年意味着新的出发,缺少激情作燃料便有搁浅的风险;对于渴望成就梦想的个体而言,激情的一端系着拼搏,另一端则连着幸福。

  “激情由最初的意识形成,它是心灵的青春”。在价值日益多元的时代,当物欲的车轮一再碾压卑微的情感,诗人的这句名言,依然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人民论坛)

李 斌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9日   04 版)

  一位知名导演拍摄雪原大战,遭遇困难重重,许多人认为拍摄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导演写下“山穷水尽出高手,九死一生见功夫”的对联,挂在最显著位置。剧组受到激励,拍摄问题迎刃而解。

  从不利到有利,主观上的坚忍勇毅至关重要。许多时候,“山重水复”之中有没有“柳暗花明”,往往就取决于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困难只会欺负意志薄弱的人”。在奋进者的人生字典里,从来都不会收录逃避畏缩的词汇。正如怕摔学不会轮滑,怕疼练不好武术,要想品尝更为鲜美的果子,就必须有跳得更高的决心和不怕吃苦的斗志。困顿常有,但信念决不能有困顿,先实现心理上的战胜,才能在实践中求取完胜。

  “山不会低下去,但人能飞起来”,有人这样阐述恶劣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确,山不碍路,路自通山,只要凝心聚力、大胆开拓,岳峙天堑也可以变宽阔通途,再艰苦的环境也挡不住发展的脚步。每一条弯路都是必经之路,每一次过坎都是一次进步。看上去是绊脚石,也可以成为检验意志品质的试金石,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准症结有的放矢,号准病灶对症下药,处之有方、用之得当。

  今日中国,无论是经济转型升级,还是依法治国、依规治党,都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如果还寻思着击鼓传花、当甩手掌柜,不动不为、坐享天成,我们不仅越不过时代的山峦,癣疥之疾也可能长成心腹之患。越是处在不进则退的百尺竿头,越应警惕那些不求进取但求无过的守成心态,力戒那些患得患失、思前虑后、左躲右闪的畏难情绪。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实干勇为、奋发改革,正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态度。

  当干部就要有担当,“党看干部主要就是看'肩膀’,看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不推诿不卸责,变“矛盾击球手”为“难题终结者”,不仅是纾解问题的正确之道,更是最起码的为政职责之所在。汉武帝有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激发“叩石垦壤,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砥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成其事,才能越过“历史的三峡”,抵达波澜壮阔的大海。

  “一枚鸡蛋,从外面打开是食物,从里面打开则是生命。”生命成长如果不冲破包裹自己的蛋壳,很难有所造诣,事业发展同样如此。风口浪尖,惟敢闯敢拼者胜。从30多年前绝地反击式改革,到如今在中流击水中改革,敢于突破、不畏涅槃、闯关夺隘的方法论,依然是我们求取胜利的法宝。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1936年10月,红军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启中国革命新征程。而今,“十三五”宏图待展,一场新长征正待我们迈开跋涉的步伐。时不我待,责任万千,给历史和未来一个响亮回答,正是我们这代人应有的担当。

记取铭训不易(人民论坛)

张保振

《 人民日报 》( 2013年05月28日   04 版)

  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所有前辈都盼望自己的后辈更长进。因而,自古至今,有传财的,有传言的。传财的,不见得能走远;传言的,不见得能记取。

  《左传》昭公七年载,孔子的第七代祖先正考父是个谦谦君子,曾连续辅佐三位国君,是个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虽为三朝元老,但他在朝廷工作中却毫无霸气,更无油条味,而是为人始终谦恭,处事一直谨慎。其中的缘由,不得而知。但也许正是这种低调的姿态,不仅赢得了人心,而且成就了事业。

  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他曾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职位提升时,都要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恭敬,始而低头,再而曲背,三而弯腰,连走路都要靠着墙边走。这样做,不会受到别人的轻视,更不会受到别人的侮辱。生活中,只要用这只鼎煮粥糊口,也就可以了。

  如此的铭训,字字力重,句句理深,作为后辈人,当铭记在心。但他的儿子孔父嘉却没有记取这个铭训,而是做事张扬,处事高调,且热衷权谋,并身陷其中,最后,落了个和宋殇公一起被华父督所杀的下场。这,不能不让人感叹:记取铭训不易。

  记取铭训不易,往往在于时过境迁,日子好过,自己听到的奉承话多,遇到的顺意事众,再加之心中的欲望出了“笼”,就会心气比天高,行为无约束,甚至视铭训为“过时”,或者,视铭训为“门面”,只让人听,只给人看,而不是使铭训在心尖上跳动,在脚尖上舞动,因而也就很难使铭训之功德光大,或者让铭训之鉴戒发力了。

  记取铭训不易,这一现象告诫人们,铭训,虽“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但“书之”的铭,会搁之;“刻之”的训,会忘之。因而,有了铭训,并非就有了行动,就可以万事大吉,而是需要常读之,深思之,力践之。

  记取铭训不易,促人动脑三思:自己有无铭训?自己有无记取铭训?自己有无发扬铭训?

  无疑,人生在世,皆有铭训。只不过,有的显,是“书之刻之”;有的潜,是言之语之。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重要的铭训是:时时不忘群众,刻刻为了群众。这样的铭训,不仅显之于党章,更显之于党的领袖们的诸多篇章。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有一生动比喻,称人民群众是“土地”,共产党人是“种子”。“种子”要发芽、吐穗、结实,一刻也脱离不了“土地”。这不仅是道理,更是事实。正因为共产党人这粒粒“种子”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这一广袤肥沃的土地中,才使大江南北,“蜂蝶去纷纷”;大河上下,“香风隔岸闻”,不仅香了中国、红了中国,而且富了中国、强了中国。

  毋庸讳言,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党的群众路线这样的铭训,并非个个党员干部都能铭记在心、身体力行。也有在生活中淡忘的,更有在实践中弃失的,在他们看来,和平时期、顺利之时、繁荣之际,群众显得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而,决策很少听“民声”,做事极少看“民脸”,一事当前,不是先问群众是否欢迎、拥护与高兴,而是只问自己是否脸有光、身变香、职向上。这,不仅让人见之可厌,而且让人思之可怕。

  如果说,对于一个人来说,记取铭训不易,那么,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来说,记取铭训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不间断地在党内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这种教育实践活动,在革命时期,有延安整风;在建设时期,有大兴调研年;在改革时期,有先进性教育和在下半年即将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种种教育实践活动,让每一位党员干部到群众中“洗洗澡,治治病”,无疑能使党的铭训永记于心,党的事业永葆青春。

好的作风从哪里来(人民论坛)

曹普华

《 人民日报 》( 2013年05月16日   04 版)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有的地方公款吃喝走入“低调的奢华”,由“地上”转向“地下”:他们不再青睐扎眼的高档酒店,而转移到私人会所,甚至机关食堂,种种遮人耳目的做法亦粉墨登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老油条作风”,折射出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好的作风从哪里来?

  成于自觉。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胸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敢于“脱裤子”,就是勇于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那些“不肯露出'尾巴’的人”,其实就是想把错误藏起来的人。改进工作作风的措施千条万条,加强党性修养、养成自觉自为是第一条。开会、调研、出访、报道等如何安排,表面看是工作方式,实则体现干部的党性纯度。很难想象,如果心中始终装着群众,下基层时会警车开道?如果秉持求真务实理念,干工作时会空话连篇?“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改作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革命。只有加强党性修养、改造主观世界,才会不为私心所扰,改作风才不会做“应景文章”、行“变通”之举。

  固于制度。人性固有的弱点,在相似诱惑面前难免犯相近错误,单凭良心靠觉悟难于根治,靠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也无法长远,需要发挥好制度机制的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就要求规范作风建设制度本身,做到尽可能具体、明确、客观,以减少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更需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让那些真抓实干的人担当重任,让那些“长于唱功、没有做功”的空谈者失去市场。还要把公权力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晒在阳光下,各个方面形成监督合力,让不良作风如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臻于文化。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作风不仅是个人的言行轨迹,也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个组织的氛围与气候。出行的前呼后拥、车队的封路清道、报告的冗长官话、会议的文山会海等等,是一种“文化积淀”下的陋习。这种陋习之所以顽固,就在于对不良做法、错误行为安之若素、见怪不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旦形成腐败文化,不腐败者就会无法立足;一旦形成“我主民仆”的官僚文化,待百姓如亲人者就会被视为另类。文化是自然形成的,也是主观塑造的。有正确的用人导向、贴近心灵的说服教育、科学周密的制度规范、强势持久的执行与监督,才能催生出沁人心脾的新文化、新风尚。

  如果说不良作风疏远了党群干群关系,那么,作风反复则严重挫伤群众的信任和耐心。群众的期待每落空一次,失望就更大一次,陋习反复发作,就会严重透支群众的信任,透支党和政府公信力。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珍贵持久。让业已形成的改进作风的清风新风经受住考验,长久有劲地吹下去,则干群更和谐,民心更聚拢。

做“扫把”,不做“泥菩萨”(人民论坛)

曲青山

《 人民日报 》( 2013年05月15日   04 版)

  党员干部在群众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彭德怀同志曾生动、具体地用做“扫把”、不做“泥菩萨”作过形象比喻。

  他说:“我们要像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经不起一扫把打。扫把虽然是小物件,躺在屋角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个家都离不了它。”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的比喻,把党员干部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描述得淋漓尽致。

  做“扫把”,体现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服务精神;做“泥菩萨”,则折射出高高在上的当官做老爷心态。做“扫把”还是做“泥菩萨”,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群众观,拷问着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责任。越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样的追问越具有现实意义。

  当今时代,随着利益关系调整、社会结构变动,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缺钙”,精神上“软骨”,一些人做“泥菩萨”的意愿越来越强,离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或是沉迷于物质享受,优哉游哉、养尊处优,热衷于迎来送往,不屑于干事创业;或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有的干部长期不到基层,有的到基层调研炕头没坐热就走,被揶揄为“报纸上有新闻、电视上有形象、电台里有声音、现实中没身影”。

  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做“泥菩萨”,把“公仆”异化为供人“顶礼膜拜”的老爷,将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异化为“油水关系”,就会导致一系列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多与此有关。

  可见,做“扫把”,不做“泥菩萨”,是回归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性修养,重拾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物质观念的冲刷之下,密切干群关系固然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但信仰的作用和力量同样不可或缺。理想信念是行动的思想基础,更是涵养干群关系的感情脐带。

  毛泽东同志曾为洪水、地震死人而饮泣,为群众吃难咽的窝头而流泪。邓小平同志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曾动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传递出坚定不移的信仰,即使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动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求“改进工作作风”,特别在后面紧接着加上“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强调联系群众、为民服务的时代意义。中央决定下半年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其意亦在于此。

  “扫把虽然是小物件,躺在屋角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个家都离不了它”,如果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让身边的群众感到“离不了”,13亿人的“梦之队”就能激发出磅礴力量,就能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不可摧的坚实基础。

人生可如虹(人民论坛)

张保振

《 人民日报 》( 2013年05月10日   04 版)

  天下万物,最美总在一瞬间;世间万事,动心只在转眼中。

  瞬间,眨眼的工夫。眨眼时虽短,“最美”、“动心”却能长存人心间。如,“最美女教师”、“最美司机”、“最美警卫战士”、“最美基层干部”等,不仅口口相传,而且笔笔作传。口传的是感人行为,笔传的是动人精神。感人行为如风云之色,动人精神似珠玉之声。此色此声,使人深感,人生无论性别,无论岗位,都可出彩,都可放光,一句话,都可如虹。

  虹,天地之骄子,阳光之天使。虹,上可承天光,下可接地气。说人生可如虹,是说人的一生,无论长短,在其生命的过程中,都可如虹那般,有绚丽夺目之美姿;都可似虹那样,有清新爽神之美韵。尽管这美姿美韵也会如虹那样,在时空上具有不确定性,然而正是这不确定性,使人生之虹更迷人、更动人。

  人生可如虹,美姿美韵固然妙,更妙的,在于人生之虹同自然之虹一样,全然出于无意,成于多彩,源于细微。

  出于无意。虹,无论是生于雨后的平原上,或是成于悬崖的瀑布边,从来无心插柳柳成荫,绝非有意栽花令花开。这种无意,体现的是生命本然,彰显的是心灵自然。这种本然,无斧凿之痕;如此自然,有天然之工。正因为如此,美姿,让生活更美;美韵,让精神更亮;美姿美韵之光,让当下暖融融,使未来亮堂堂。

  成于多彩。虹,从来不是一种色调。单色不成虹,个色不是虹。惟赤橙黄绿青蓝紫,才成其为虹。虹的这种多彩,颇如人的日常生活,酸甜苦辣样样有,阴晴圆缺条条在。这样的生活,既有烟云日月之伟观,又有雷霆风雨之奇变。这种多彩,让人梦萦;这种生活,让人踏实。

  源于细微。虹,别看既有江河停蓄之壮观,又有日星光辉之腾光,还有秋日气爽之神韵,却源于极其细微的水珠。这些水珠,细到人抓不到,微到人看不清。但正是这细微之物,拉起手来有波澜,阳光一照呈灿烂,让人抬头能见美姿,低头可思神韵,用滴水之微折射阳光的正能量。

  人生可如虹,人生可成虹。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年仅15岁的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呈现出一道惊天地、泣鬼神的横空之虹。在火热的建设时期,年仅22岁的雷锋,“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火热”,呈现出一道暖人心、飘芬芳的绚丽之虹。在波澜壮阔的新时期,“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最美警卫战士”高铁成、“最美基层干部”菊美多吉等,汇集成了一道又一道最亮丽、最感人的惊世之虹。这些“虹”,不分年代,同为“最美”;不论岗位,同为追“梦”。正因为他们有“梦”,关键时刻,能站得出;危急关头,能冲得上。不仅气贯长虹,而且,他们本身就是一道摄人心魄的彩虹。

  你的人生,同样可如虹。

 

说“文”解“道”(人民论坛)

陈俊宏

《 人民日报 》( 2013年05月09日   04 版)

  中国早就有“文以载道”一说,至今还在使用。这里的“道”,我以为,是指文章反映的内容,即事物发展和人生处世的规律,以及人们期待实现的某种目标或理想。文章表现形式,也各有各的“道”,在此撇开不论。值得提出的是,当某些文章普遍演变为一种风气、一种品味时,又有了文风之“道”和文品之“道”的问题。

  文风之“道”在哪里?文风反映学风,学风决定文风。学风不正文风歪,学风不好文风坏。这是定律。从做学问来说,“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堪称学界楷模;就写文章而论,“舍得下功夫”、“意尽言即止”深为人们赞许。曾有一段时间,老八股、新八股、洋八股四处流行,大话、空话、套话连篇累牍,很令干部群众厌恶。去年年底以来,自上而下改进文风全面推进,会议讲话和媒体报道新风扑面,受到全社会欢迎和肯定。事实一再表明,学风唯正,文风唯实。守着本本,照抄照搬,不是好的学风;夸夸其谈,言之无物,不是好的文风。当年在延安,毛主席号召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提倡文章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些重要思想,在今天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文品之“道”在哪里?文品反映人品,人品决定文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讲的就是人品。“文如其人”也包含这个意思。不老实的人,不说老实话的人,在社会中不少。写文章,自古就有阿谀逢迎、“奉旨填词”的,有哗众取宠、“话语雷人”的,如今还有了“书本抄手”或“文件抄手”,进入信息化时代,甚至出现了“网上扒手”,凡此种种,都是人品出了问题。为文与为人是一致的,人变了,文章味儿就变了。这更是定律。人品不好的人,并不一定才华不行,而是把才华用在一己私利上,其文品和人品最终被人们所唾弃。文品不好,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主要跟个人密切相关,至少是修养不够、本领不强,或者是学了一些坏东西。古人云:“巧言令色,鲜矣仁!”“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不肯吃苦,投机取巧,能逞一时,难以长远。勤奋学习,踏实磨炼,久久为功,才能成功。文人原指有文德的人,想要有好的文品,先要学会做人,做人做好了,文德就有了,文品就高了。

  道德文章,由心而作。文质彬彬,方可达人。只有坚持端正学风,不断校正人品,才能保持清新文风,不断提升文品。这既需要有外部良好的大环境,更需要有个人修养的硬功夫。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问题意识”与“建设心态”(人民论坛)

顾兆农

《 人民日报 》( 2013年05月07日   04 版)

  有人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问题时代”。你看,大有大的问题,小有小的难处;富有富的问题,穷有穷的矛盾;发展慢了不行,快了又会带来新的问题;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种种不平衡,也产生了不少问题;环境与民生,食品安全与空气质量,上学、就医、房价、养老、堵车等等问题,现实、具体,纠结、揪心。

  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说过,“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矛盾,无时无刻不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一个问题世界。从矛盾的运动规律看,所谓发展,就是解决旧矛盾、同时又带来新矛盾的过程,但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也正是发展的意义之所在。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矛盾凸显,是符合规律的。

  进入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信息传播者。望远镜、放大镜和显微镜,无时不在,无处没有,全天候、进行时、即时性的直播,使社会的清晰度越来越高。有些原来显现不出来的问题,现在也成了问题。质疑更成为一种常态。

  应该看到,“问题意识”的增强,是理性提升和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是判断领导干部和新闻工作者素质高低的一把尺子。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工作,就是不停地解决问题,心中、眼里如果没有问题,意味着也就没有工作。因而,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正视,不解决;光有“问题意识”还不够,还得有“建设心态”。这种心态,乃是解决问题的愿望,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的同时,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前不久,湖北新闻工作者就“以何种姿态履职”话题展开“我是建设者”的大讨论,引发了积极的反响和深入的思考。《湖北日报》原社长周年丰谈到,发展带来的问题,可能比不发展多得多。如何看待发展中的问题,就是在检验你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万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里的“泰山”,就是离我们越来越接近的两个“一百年”。

  作为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德守望者的媒体人,肩负着弘扬主流价值、引领社会文化的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更应成为社会成长的一束光源。因而,具备这种“建设心态”,乃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职责和使命。有了这种“建设心态”,就会努力去洞察事物的主流和本质,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腿子就不会发软;在网络的裹挟中,方向就不会迷失。更不会成为网络舆论的跟风者、网络热点的炒作者和网络谣言的传播者。热衷“唱衰”、习惯“扒粪”、片面“亮丑”,就不会有市场。

  “问题意识”和“建设心态”,两者缺一不可。有前者无后者,不仅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反而还可能会让人丧失信心;有后者无前者,也无法集聚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从善如流,才有善政

汤宛峰

《 人民日报 》( 2013年04月27日   04 版)

  最近,笔者听说了这么一件事。某地想做一个民生工程,当地干部开始信心满满,以为群众肯定会拍手同意。没想到,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群众中不乏提建议、说问题的,甚至还有几分“炮轰”的意味。好在,有关部门迅速吸收有益意见,对工程规划和实施作了调整,结果皆大欢喜。“从善如流,才有善政”,一位领导干部事后的感悟耐人寻味。

  “从善如流”一词,出自《左传·成公八年》。《辞海》中的解释为,“乐于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总的意思是说采纳高明正确的意见建议,接受善意的规劝,像流水那样畅快而自然。

  纵观古今中外,从善如流的事例举不胜举。汉高祖刘邦文不如张良、武不如韩信,但他善用人才,虚心听取别人的计策和高见,故能集众智成大事。淮海战役前夕,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中认真听取邓小平、陈毅、粟裕等战友们的建议和意见,使起初“小淮海”的战役构想,向“大淮海”的作战意图推进,从而加速了历史进程。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面对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听从建议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逐渐走出了困境。事实证明,“从善如流”不仅是个人雅量,更是治国理政、兴邦立业的重要法宝。

  对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啃硬骨头、涉险滩,改革发展需要汇民智、聚人心、鼓干劲,这都离不开从善如流,激发攻坚克难的正能量。具体而言,这体现在“内修”和“外练”上。所谓“内修”,就是从思想和内心深处,虚怀若谷地吸纳一切有益于做人、做事和做决策的知识和养分。 “外练”是指主动听取、征求各方意见,密切联系群众,把民意作为搞好工作的重要考量。

  从善如流源于虚心。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本事再大、能力再强,也会出现短板、遭遇瓶颈。对领导干部而言,更要有本领恐慌、谦虚心态。一个人不是地位高,水平就时时、事事都高,部下和群众也有高明的时候。如果放下身段,走出“一言堂”,扔掉“一支笔”,虚心听取各方意见,认真学习各种新知,就会想得更多、看得更远、谋划得更周全,让自己做起事情来更有底气。这是一种很值得提倡的领导艺术。

  从善如流出于公心。广开言路,常常会遇到不同意见甚至尖锐批评。这个时候,是讳疾忌医,还是闻过则喜,检验着领导干部的责任心与事业观。固然,有些痛责会让人尴尬、下不了台,但更应想想,火星四冒的批评意见中,是不是也有合理成分乃至真知灼见,是不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只有公字当头,摈弃私利,一切为了做好工作、服务人民,才能在面对批评以至指责时,依然能够不为所怒,冷静研判,从中吸收正确的东西。

  从善如流是胸怀,应有海纳百川的气魄;从善如流是境界,当有登高望远的眼光;从善如流是水平,常在理智的选择中增长本领。在复杂现实、广大群众面前,领导干部甘当“小学生”,虚心纳谏,躬身问计,就会心明眼亮看问题、头脑清醒作决策、务实进取干事业,所谓“一言可以兴邦”,其意义正在于此。

 

转变文风应“言之十有”
唐双宁
  文风转没转,转得好不好,关键看是否“言之有物”。这个广义的“物”,具体而言就是要体现“十有”。

  一是言之有己,即有“自己”。领导干部应自己动手写文章,写己所思。自己列提纲讲话,讲己所想。文章、讲话当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不能人云亦云,套话连篇,更不能文章靠“复印机”,讲话当播音员,甚至播音还播错。

  二是言之有信,即让人相信。领导讲话写文章,不是随便说说写写,是指导工作的,是影响大众的,这就要求讲话要让人相信。先自己相信,才能让受众相信;自己都不相信,如何让受众相信?让人相信,就要讲真话,说到做到。自己都做不到,如何让读者和听众做到?

  三是言之有情,即带着感情去“言”。写文章、讲话,只有带着感情去写、去讲,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和听众;自己都感动不了,如何感动读者和听众?

  四是言之有理,即有哲理。现在一些文章讲话就事论事,不善于就事论理,讲了半天,让人记不住,甚至不知所云。“理”就是高度,就是画龙之点“睛”,就是吹糠之见“米”。有“理”很重要的是要学好“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学好哲学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只打地基干什么?我们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这样的楼房迟早要倒塌。

  五是言之有“神”,即有神来之笔。讲话写文章,要有政治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还要有哲学家的思维、诗人的语言。“诗人的语言”就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有“内涵”的前提下,也要善于运用一些语言手法来增强感染力,当然这要适度,过犹不及。

  六是言之有趣,即风趣幽默。在适当的时候“幽它一默”,不但能“提神”,而且能更让人理解,更让人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什么容易让人记住?就在于他的讲话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幽默风趣,有时看似“东拉西扯”,最后却在开怀大笑中回归主题,使听众如“醍醐灌顶”。

  七是言之有典,即适当引经据典。这可以增加讲话写文章的“分量”,增加可信度,增加厚重感。说到引经据典,又不能不说毛泽东。比如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形容“主观主义”,引用解缙的那句“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我们读过几十年了,至今记忆犹新。

  八是言之有“势”,即有气势。你看骆宾王的那篇《讨武檄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其文采其气势,堪称“檄文之最”,连武则天都叹服不已,责备丞相未能用好人才。

  九是言之有“约”,即“简约”,惜墨如金。文章讲话动辄洋洋万言,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越是深刻的往往越是简单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不影响表达内容的前提下越短越好。世上最短的文章莫过于雨果的一封询问作品是否出版的信。雨果给出版商的信是一个标点符号“?”,出版商的回信是一个“!”,堪称短文之极致,我们实在应该好好学一学。

  十是言之有用,即“管用”。说一千道一万,一个讲话一篇文章最后九九归一,就是要起作用。费了很大力气最后不管用,不但害人,而且害己。

  改作风不妨从改文风切入,因为最好改的是文风,它不需要财政拨款;最难改的也是文风,要靠真功夫。在改文风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让“家门口的美”更多些

梁 衡

《 人民日报 》( 2013年01月11日   04 版)

  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牵动民心,人民要什么样的美,先从哪里美起?这是要回答的现实。我们理解美主要是视觉感受,先得让人能看到美,而且要美得实用。

  近期到贵州普定县采访,贵州山水美丽是人所共知的,而普定外有黄果树等景区陪衬,内有夜郎湖等秀水点缀,更是美不胜收。但美不掩穷,这里仍是国家级贫困县。穷而求美,从哪里下手?

  农村烧火煮饭是最普遍的事,他们全部推行了用电做饭,保住了青山不遭斧砍,山山都青翠,这是一美;饮水是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修了水库,库周村村上了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水又提灌上山,长管如龙,碧湖如镜,这是二美;当地为喀斯特地貌,水土流失严重,县里和中科院共建治理实验站,山顶草原如毡,路边集雨池如珍珠成串,这是三美;深山不宜民居,就搬迁扶贫,建新村,种花果,生态旅游,这是四美……这些都不是刻意求之的美,是在生产、生活建设中自然产生的美,是每一个人家门口的美。当地人行之实用,外地人看着养眼,不勉强,不作秀。是真美,是实美。

  再反观一些大都市的“美丽”建设,报上经常见到城市新增平原、山地造林多少,郊外某地又将新建一个多少公顷的园林,地下又新增多少条交通线,电视广告每晚必炫示城市夜景,高架如虹,灯光如海,宣传我们正在迈向国际大都市等等。这些“美丽”与市民的日常生活不是无关,但直接关系不大。倒是和官员的政绩有关,或者外星人看地球时会显得美丽。

  对市民来讲,远美不解近愁,他每天看到的是马路成了停车场,人在车缝里穿行,这是一不美;路越修越宽,两边的大树越来越少,旧时的林荫道不再见到,这是二不美;凡是大医院门前和大厅里必如闹市,要看病如进自由市场,这是三不美……去年,我居住的小区施工,把一个院门暂封一年,一年后工程完工,门却再无法打开,门外的路早已被车占满。规划管不住违建,或本来就没有科学的规划,人生活在水泥森林里,冬天走路不见阳光,夏天上街又躲不开烈日。真是满眼风光人、车、楼,举步维艰使人愁。这就是我们正实实在在享受着的“负美丽”。

  我想,要建设美丽中国,治理江河,改造沙漠,建大都市当然重要,但要以人为本,当务之急先要扼制美丽的退化,不要一面规划伟大的美、将来的美,一面又听任传统的美、实在的美在身边消失。要先从家门口的美做起,从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美做起,逐渐地美开去。

 

“边做边说”与“做了要说”

刘良军

《 人民日报 》( 2012年06月04日   04 版)

  著名诗人臧克家对闻一多先生的那句“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甚是称赞。其实,一般人看待“说”与“做”,常常视“少说多做”、“不说只做”为美德,对“多说少做”、“只说不做”加以鄙薄,强调一个人立身处事应该讲求奉献、崇尚实干、禁止空谈。

  然则近日听到一位地方领导同志在全体党政干部大会上宣讲,要“又说又做,边做边说;说了要做,做了要说”。乍一听,似乎与惯常评判标准有矛盾,细细咀嚼却似有道理。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现时期,到底如何看待“说”与“做”,还真应该以哲学思辨的态度审慎处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此言固然强调一个人说话要谨慎,却并没有将“说”一棍子打死,要求人们甘当哑巴。事实上,“说”是先导,是前提,是基础。没有“说”,没有前期科学的研判,没有“说”之上的正确决策,没有众说纷纭背景下的共识,匆匆忙忙就去“做”,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只怕最后的结果是南辕北辙,抑或漫无目标胡乱折腾。而有了明晰的目标、方向、手段、步骤,让“说”的内容具体、充分、清晰,“说”者了然于胸,“听”者释疑解惑,自然“做”起来就得心应手、顺风顺水。

  子又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意思是不能“说”的多过“做”,“说”和“做”应言行一致。这就告诉我们,有时候“说”与“做”要同步进行、等量齐观。说了就要做,“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只说不做、空谈一气,误人误事误国。“说”与“做”实是一对孪生兄弟,须臾不可分。“说”与“做”的过程,必须量上一致。多说少做或者只说不做,说得再天花乱坠,也会让人有纸上谈兵、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之感。多做少说抑或只做不说,也会让人很难透彻明晓做的意义、做的功效、做的影响。

  谣言止于公开,沟通需要智慧。虽然说了不做让人反感,但做过之后不说或少说,有时也会让人迷惑。面对突发事件,积极采取措施却顾不上说或不愿意说,生怕不知内情的人会诘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候的“做了再说”就显得滞后,“边做边说”才握有主动。对为什么要如此做、这样做会带来哪些好处、还有哪些是想做却囿于困难一时半会做不到的,都要充分地说、诚恳地说、科学地说,这恰恰是对群众疑虑作出的诚恳回应,是对事件背后各种利益诉求的及时反馈。很多时候,“边做边说”就是一种真诚沟通,一种答疑解惑,一种凝聚人心、求同存异的方法,也是一种执政能力的体现。

  古人云: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表现在“说”与“做”方面,既要看到“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讲求说话的艺术,把握说话的火候,明确说话的立场,注重说话的分寸,掌控说话的出发点,“说”就有了合理性、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又要深刻体悟“做”才是最终目的,“做”才是“说”的真正归宿,“做”才是检验“说”的唯一标准。唯有“做”,“说”才有了底气;只有扎实地“做”,才能坦然地“说”;做了多少,决定着能够说多少。只要二者不脱节、相映衬,其实孰先孰后并不重要。

  

“得罪人”与“得人心”

沈小平

《 人民日报 》( 2012年06月05日   04 版)

  针对少数干部因怕得罪人而不敢坚持原则的顾虑,一位负责同志说:“作为领导干部,不敢得罪一小部分应该得罪的人,就会损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坚持原则,可能要得罪少数人,但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心。”话虽朴素平实,却道出了“得罪人”与“得人心”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不敢坚持原则、奉行“好人主义”的现象。有的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对工作敷衍应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四平八稳当“太平官”。有的有心“栽花”,无意“栽刺”,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甚至出了问题还包着、护着。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败坏干部队伍风气,损害党的执政形象,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为官避事平生耻。”敢于坚持原则、勇于负责、不怕得罪人,是为政之德的基本要求。对领导干部来说,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在群众眼中是最重要的形象,不讲原则、不负责任在群众眼中是最可憎的行为。要看到,不得罪歪风邪气,就必定得罪公道正气;不得罪少数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就可能得罪大多数奉公守法的人。我们不能因为怕得罪人,而使自己成为得罪组织和人民的人。面对利益关系复杂、矛盾问题凸显,尤其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原则、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才能形成风清气正、奋发有为的局面。

  敢不敢为坚持原则得罪人,是检验领导干部党性强弱的试金石。一些人怕得罪人,不敢坚持原则,究其原因,缘于一个“怕”字:要么是怕搞僵关系,影响自己的选票,要么是自身不硬,怕引火烧身。一个党性强、有原则、敢负责的干部,才会坚持正确的主张和意见,遇到问题敢面对,遇到矛盾敢处理,遇到歪风敢斗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领导干部而言,就应当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原则至上;在难题面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动真碰硬。一个干部只要工作,就要处理各种矛盾,就难免得罪人,但只要真正为民,就应该坚持,而且最终会得到群众的理解。

  领导干部敢为坚持原则得罪人,鲜明的用人导向是关键。当前在干部选任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的简单以票取人的倾向,无形中助长了少数干部的“好人主义”风气,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关系、争选票上。为此,不能把推荐票等同于选举票,更不能把票数多少作为决定干部任用的唯一标准,尤其要综合分析、仔细甄别民主推荐结果,做到既尊重民意又不简单地以票取人,让坚持原则的人得到褒奖,不让“老好人”占先。坚持原则是干部德的重要因素,对丧失党性原则的干部,得票再多也不能提拔使用。只有不让坚持原则的干部吃亏,坚持原则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柳州人为何不忘柳宗元

杨春光

《 人民日报 》( 2012年06月06日   04 版)

  近日笔者因公务去广西柳州,当地人频频说到唐代曾在此担任地方官的柳宗元。往事越千年,柳宗元为什么会让今天的柳州人念念不忘?

  查诸史籍,柳宗元治理柳州,做了大量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引导人们“凿井百口”,改变了长期以来的饮生水习惯;释放奴婢,终结了“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落后风俗;重修孔庙,创办学院,带头破除迷信,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

  柳宗元不仅扎实做事,而且清廉为官。他在柳州任上四年而卒,临终时家人竟连丧葬费用都出不起,最后由好友刘禹锡资助其灵柩并帮助运回家乡,其廉政不言自明。柳宗元为政有功德,立身有政德,所以赢得了百姓爱戴。正如郭沫若诗句所咏叹的,“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千载而下,类似的佳话不断在中国政治史上产生,尤其是在共产党人的执政历程中“情景再现”。在河南各地,老百姓流传这样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仨书记”,这“仨书记”,是指兰考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辉县的郑永和;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人们会自发去老书记谷文昌坟前烧香,“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为当地习俗。

  从唐代流芳千古的柳州刺史,到百姓称颂的一批批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尽管世易时移、情境变幻,但其中隐含的如何立身、用权、做事的道理,在岁月的淘洗和打磨中,反而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执政为民是根本。有首歌唱的“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把人民利益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拼搏奋斗、流血牺牲,唤起亿万人民“打江山,跟你走”。我们党执政60多年来,无论是方针政策始终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旨归,还是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党的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断诠释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廉洁清正壮根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对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应对“四个考验”,化解“四个危险”,需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才能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成为群众信得过的“主心骨”。

  这些道理并不陌生,但总有一些党员干部不能真正领悟并践行到位。有的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有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有的华而不实、专务虚名,有的丧失信仰、腐化堕落。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背离了党的宗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害。 

  从古至今,丰碑从来都是由事业和民心铸就的。干部把群众放在心上,为群众利益无私奉献、埋头苦干,才会在群众心里留下永恒的印记。面对古代先贤的风范,当代先进的事迹,每一个党员干部,需要不断从思想和行动上拷问自己:入党为了什么?当官做了什么?身后留下了什么?

当旅游有了文化之魂

李培明

《 人民日报 》( 2012年06月11日   04 版)

  游历名山大川,见风景很优美,气势很壮观,一时或为之所感,时间久了,印象也便淡了。但有些地方,去了总也忘不了,没去则很向往,何也?景中有魂也。

  “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朱自清先生在《春晖的一月》中写出的象山、白马湖的意境,陶醉了许多人。这些浸润着文化感受的优美文字,几乎成了浙江上虞的名片,以至于一提地名,脑海中便浮现出斯情斯景。

  游过湖南的人,“一个人,一座城;一篇记,一盛景;一篇赋,一精神”令人回味。城是凤凰古城,因沈从文而成名。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让武陵源成了“世外桃源”的代称。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百年间让人铭记吟哦。站在橘子洲头,望北去湘江,看万山红遍,更是别有一番豪情。

  游人的经历表明,那些让人忘不掉的景点,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地域,惟文化有这般力量。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化之魂,旅游就缺乏内涵,旅游经济就缺乏后劲。一些地方发展旅游业兴致很高,却或在提高门票价格上动脑筋,或在仿造些假古董、假文物上下功夫,或在牵强附会捏造些神奇故事上挖心思,岂不是找错了门道?

  文化旅游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经济形态,它的要义在于让文化成为活的灵魂。今天,人们在衣食丰足之后,对文化表现出了旺盛的需求,文化旅游则是人们青睐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看不到这个大势固然会错失发展良机,但对文化旅游进行“生吞活剥”,不明就里地“转型升级”,也同样会得不偿失。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中国很多地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近年来也有不少开创性的探索实践。比如浙江上虞,除了朱自清笔下的美景,还有梁祝的千古爱情绝唱,因虞舜、曹娥而成“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又因近现代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一大批名师硕彦齐聚,而在教育史上留下璀璨一页。近年来,地处杭州湾南岸、杭州与宁波市之间的上虞,认真厘清各支文化的独特脉络,积极打造以“孝德文化”为主题的上虞文化旅游核心圈,带来了“文化旅游”的强劲发展。实践证明,对于许多地方而言,让文化成为旅游之魂,甚至成为发展之魂,都有自己特殊的条件和优势。这里的关键就是让文化活起来,成为流动在我们时代的气韵与血脉。

  文化是精神的源泉,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地方特色的集中体现。一个地方,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牌、标识、印记,就会在无形中积攒人脉、聚敛人气,发展的后劲就会更足。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文化旅游,只是一些地方推进发展的一个着力点而已。从文化的高度深入谋划发展,充实“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战略的内涵,发展的面貌与境界才会为之一新。

平民英雄的“一瞬”与“一向”

詹 勇

《 人民日报 》( 2012年06月18日   04 版)

  普通人的壮举,到底有多大力量?舍己救学生的女教师,引发千百万网民对张丽莉的微博关注;被飞来铁块击中后忍痛安全停车的司机,感召上万杭州市民走进“今天叫吴斌”的全城送别;普通士兵高铁成不顾生命危险,三次冲进火场排险救火,被称为“最美战士”……一段时间以来,一个以“最美”为封面、名单越来越长的平民英雄谱在悄然书写中,带给国人无尽的感动与思索。

  诗人爱默生说,英雄并不比一般人更勇敢,差别仅在于,他的勇气维持了五分钟而已。张丽莉把学生推向安全地带的一瞬间、吴斌完成最后制动的76秒,诠释了“五分钟勇气”。对此,许多人纷纷扪心自问:如果换成是我,会怎么样?

  这样的考题或许过于沉重。其实,危难之际的生死考验,绝大多数人很难遇上,很多人可能难以像最美女教师、最美司机那样舍己救人。“最美”之所以震撼人心,除了奇峰突起的“五分钟”人生壮举,更因静水深流的平凡坚守。

  张丽莉对学生的爱,不只是在失控客车冲向学生的一刻,更植根于称呼学生为“宝贝”、把班里每一个孩子的情况摸清楚、为生病学生买药等工作表现中。吴斌对乘客的责任,不只是剧痛之下的平稳停车,更生长在认真检查车辆零件、撬掉轮胎里的小石子、8年来零事故行驶100多万公里等日常业务中。

  惊世“一瞬”的底色,是至为平凡却并不简单的“一向”。用责任去做好所从事的工作,用爱心去善待所遇到的人,用行动去保护群众的安全,这正是一个教师、一个司机、一个士兵最为质朴的价值观,也是平民英雄们普遍的行为方式。

  当“油条哥”倒掉复炸油、坚持用新油炸出“良心油条”,当“最美路人”周冲在“能帮一下就帮一下”的简单想法中托举坠楼儿童,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豪言壮语,他们凭良心做事,用热心助人,举手之间,就跳出了名与利的追逐、得与失的纠结、多与少的算计,抵达了许多人心向往之却又抱憾错过的精神家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促使生命完成最美绽放的能量为何如此巨大,普通人的事迹为何如此深切地触动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几十年前,马丁·路德·金观察社会转型期的美国社会,痛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在今天的中国,一批批“最美”中国好人纷纷涌现的时候,我们同样遭遇着不容忽视的社会道德问题。怎么办?有人说需要更完善的制度,有人说需要更给力的激励,而平民英雄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唤起对人性本位的回归,重构着我们时代的道德图景:当官的为民服务,经商的诚信买卖,行医的不乱开药,开饭馆的不用地沟油,贩菜的不拿甲醛保鲜……

  在最近的一次社会调查中,超过88%的受访者表示,英雄也可以是真实可感、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身边就有吴斌这样的职业坚守者。“最美”者让人们发觉自己离英雄原来如此之近,更向每一个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英雄的概念被注入普通、平凡、日常等新义项的时候,你是否有勇气和力量站出来,去仿效这样的英雄,去做这样的英雄?

 

行胜于言

张保振

《 人民日报 》( 2012年06月21日   04 版)

  近期以来,从“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到“最美司机”吴斌,再到“最美路人”周冲,英雄大爱无疆的行动,感染了无数人;“最美”一词,成为网络搜索热词。此情此状,让人深感:动民以行不以言。

  无论古今,人民群众最重实际行动。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也许参差不齐;阅历经历,更非可见可测,但他们对人的判断,往往八九不离十:哪个真好,谁人可赞,只要看看他的行为,就能来个“一口准”。

  这样的事例,很多。当年在大庆油田,当出现“井喷”时,有这样一位老石油工人,不顾腿伤,扔下拐杖,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从而保住了油井。于是,有群众称他为“铁人”,并自发向其学习靠拢。

  再如,当年在兰考火车站,当出现困难农民外出时,有这样一位县委书记,不顾凛冽的寒风,带领县委一班人去现场,走进灾民中,看望贫困户,靠群众,找出路;靠大干,搞自救,让老百姓有了欢笑。于是,当他死后,万人泪送,口口相传。

  还有,一位地委书记退休后,不仅婉言谢绝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而且主动走进荒山,义务植树,一干就是22年,建成了一个价值达3亿元的林场,并将林场无偿上缴给国家。于是,有了“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分文不取乐悠悠”的民谣流传。

  事情就是这样: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动人心者,莫先乎行。再昂扬的话语,抵不过一个微小的行动。行动,往往是最实际的“讲话”、最权威的“发言”。人民群众,常常就是从一个人的行动中,尤其是一个肩负职责的领导者的细微行动中,读懂他内心的“细语”,捏准他心底的“小九九”。

  这就要,多重行。这种行,是从我做起,“看我的”、“跟我上”,而不是从他人做起,“听我的”、“给我上”,只当“演说家”,不当“实干家”;只当“评论员”,不当“运动员”。须知,事业靠“行”不靠“言”,动民靠“行”不靠“谈”。

  这就要,弃虚言。做不到的,不要把大话说在前头;能做一的,不要硬说成二;本来是规划中的事,不要硬说成是已进行甚至是要实现的事。更不可口言是,身行非,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像个“两面人”。须知,人民群众个个都是“孙大圣”,人人都炼有“火眼金睛”:花言骗不了人,巧语蒙不了人,不着边的话语更忽悠不了人。

  这就要,讲德行。行者会有功,功在为百姓;行者能有利,利在为群众。如此,才能真动民。如此,就要行以德为先。这个德,是上合党性,下切民意,终利民生。这个德,是利在一己时,决不先谋;利在众人时,全力谋之。这个德,当功在一时,决不大谋;功在长远时,深谋大谋。一句话,这个德,是明大道,不计私功;近察远,不惟近利。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多言,不会使小河改道,也难使荒山披绿。力行,即便是南水,也能北调;即便是凡人,亦能揽月。生活正是这样:多言不如多行。多行才能动民。只有行之动民,才能上有“立德”,继有“立功”,再有“立言”之“三不朽”,从而使国兴民乐,天地和谐。

 

没有灵魂的地标只是一堆砖头

刘方明

《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12日   04 版)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兴起一股“地标热”,把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的干劲,倾注在争建“中国第一高楼”、再造“东方香榭丽舍”之类的城市新地标建筑上。这种做法,实在欠妥。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能够受人认可,首先源于大师底蕴、学术气氛,而非高楼高度;与之类似,各地倾力打造的城市地标要想赢得口碑、聚拢人气,不在摩天大楼如何高耸入云、富丽堂皇,而在是否与城市文化相统一、与建筑功能相协调。

  不考虑城市文化,不顾及建筑功能,这样刻意打造的地标就没有灵魂,只能算上一堆砖头的堆砌。美国一媒体曾评选全球最有争议的十大建筑,中国某地酷似铜钱的建筑入选。该媒体认为,这一大楼“看起来并不和谐”。建筑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与城市文化相背离,与大众审美相冲突,恐怕是“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其实,这种“不和谐”并不少见。建筑的设计原则是功能第一,形式第二。但很多所谓的地标性建筑,已经“本末倒置”,不但牺牲了功能性,甚至不再以大众审美的“美观”为要求,“张扬”、“炫目”、“独特”成为唯一追求。一些地方,建政府大楼就是“白宫”,建酒厂就是酒瓶,甚至还有模仿“福禄寿三星”的“人形”酒店。这类建筑,有的的确吸引了不少目光,但口碑并不好,公众的认可度也很低,言谈中往往被当作笑料。建筑题材乱仿,设计语言粗鄙,内部装修贴金镶银,即使成为城市地标,也只是丑陋的标志,为人侧目,贻笑大方。

  建筑是时代的语言,也是时代的精神。什么样的时代,就产生什么样的建筑。封建时代的明朝,为皇室不计成本建造了紫禁城;工业革命时代,钢铁铸就了埃菲尔铁塔;在当代中国,我们也有鸟巢、水立方为人称赞,成为中国发展的象征。而反过来说,丑陋的建筑也是当代趣味的反映,钱币状大厦、福禄寿酒店、山寨白宫……正是“造标”时代所留下的文化废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一座城市要想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地标,不应盲目跟风,简单复制,而要深入挖掘和凝炼与众不同的城市文化,让建筑弘扬文化,让文化光辉建筑。只有承载了深厚文化底蕴的建筑,只有与环境协调统一,才能称得上是“地标”,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和玻璃组成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官气是暮气之始

詹 勇

《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11日   04 版)

  河南省委书记在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安徽省芜湖市副市长骑车送女儿上学,湖南省祁东县委书记与工作人员一起吃盒饭,最近,一些领导干部的平民化做法受到广泛关注,舆论对此不乏好评。

  就餐要排队、骑车送孩子、工作吃盒饭,原本再平常不过,为什么到了领导干部那里,就成了新闻,引发如此多的议论?“盒饭书记”的思考值得琢磨:这一则是因为存在“领导就应该很风光”的思维定式,二则体现了人们对干部平实作风的期待。

  其实,不管是“风光”的思维定式,还是对平实作风的期待,如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指向了更深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发展、条件改善、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何保持平民本色、发扬朴实作风,更好地为政用权?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河南内乡县衙的这副对联,凝结着古人对“官民”内涵的思考。对共产党人来说,“自己也是百姓”的政治命题,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得到了新的诠释。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与老乡围炉夜话,到邓小平提倡“西红柿炒鸡蛋就不错”的公务菜谱,再到被百姓视为朋友的郑培民、“当官不像官”的信访局长张云泉、“草帽书记”杨善洲等,不管时代如何变幻,党员干部始终“是民不是官”,平民本色正是我们党赢得人心、创造业绩的为政之宝。

  然而,现实中也有一些干部“官气”十足、“民气”稀缺,他们或鼻孔朝天轻视群众,或慵懒散漫敷衍塞责。当一个干部以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以排场、享受、私利来定义职务时,就忘记了自己来自于群众的本色,背离了手中权力由人民赋予的本源,更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

  近年来,诸如“替谁说话”的逻辑、农民喝干部一口水引发的“茶杯冲突”、“领导就得骑马坐轿”的雷语,不仅有损党和政府的亲民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领导就该风光”的思维定式。大量案例也证明,官气是干部暮气之始,往往是滑向腐化堕落的“快车道”。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总书记等领导同志一再向全党告诫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提出防止“办公楼越盖越高,离群众越来越远”,各级党员干部也纷纷加快了“下基层”、“面对面”的步伐。

  走出“官本”,坚守民本,才能不忘本;少些官气,多些民气,才能聚人气。公众和舆论对“当官做老爷”的批评、对干部“平民一面”的追捧,就说明了人心所向、价值所在。对党员干部来说,保持平民本色,不应止于一年吃多少个盒饭、一件衣服穿了多少年,更应在意识深处把平民心态作为一种底色,多站在群众立场想问题办事情,多考虑群众的实情难处,以群众“高不高兴、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作为行动指南,真正把“我”字看小,把“民”字放大,恪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责任。

维护“两个轮子”的路权

张志锋

《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24日   04 版)

  在古丝绸之路上书写了诸多赛事纪录之后,第十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日前收官。然而,享受比赛之余,不少参与者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在环湖赛的故乡——西宁主城区竟然罕见自行车道,街头也很少看到骑自行车的,偶尔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大侠”骑着山地车在滚滚车流中惊险穿越,引得路人一片惊呼。自行车“行路难”,是许多西宁市民的热切反映。

  骑自行车的出行困境,不独西宁有,许多城市也面临类似问题。随着汽车数量的快速增加,曾经的“自行车王国”正在迎接汽车社会的到来。从“两个轮子”到“四个轮子”,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与矛盾。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道路资源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四个轮子”总是比“两个轮子”更强势,能分到更多的路权蛋糕。在不少城市,自行车道往往被机动车挤压成了“一线天”,甚至被无故取消,变成汽车停车位,骑车人既要面临与汽车洪流“贴身肉搏”、“马路杀手”频出等安全风险,也难以摆脱停车设施不足带来的丢车之忧。机动车的“步步紧逼”,正让自行车一族陷入“无路可走”的窘迫境地。

  社会运行中,一方无论怎么强势,也不能生硬地剥夺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基本规则。一个宜居的现代城市,应该为市民提供多种选择的空间,而不是为了保障一种出行方式,就压缩其他出行方式的生存空间。

  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应享有平等的路权。作为公共管理部门,理应合理分配道路资源,注重保障相对弱势的自行车路权,这才能体现社会公平。如果陷入“汽车本位”的误区放大“马太效应”,在城市规划、道路分配、交通管理等方面向“四个轮子”倾斜,处处要自行车给汽车“让路”,不仅忽视了占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的正当权益,也会造成整个交通生态的失衡。

  “四个轮子”再快,也难以独自承载一个多元的社会。恰恰是在汽车社会的全新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行车的价值。近年来,从有关专家到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断强化这样的认识:在治理交通拥堵问题上,单纯的限车、限行远远不够,自行车作为“绿色出行”的代表,应在交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这些声音相呼应的是,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地推出公共自行车免费租赁服务。但从“免费自行车”艰难前行的现实来看,路权缺乏保障、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依然是制约“两个轮子”转动的重要阻力。

  “给自行车同样的待遇”,许多自行车爱好者的呼吁发人深思。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各种发展形态、利益需求、社会权利共同存在,也相互碰撞。“四个轮子”的滚滚车流固然壮观,但“两个轮子”的生存环境也需重视,二者不应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应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实现和谐共生。如何维护“两个轮子”的路权,不仅检验着每一个出行者的文明素质,也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和智慧,更衡量着城市发展的高度。

为“小人物”的杰出喝彩

杨广雨

《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20日   04 版)

  一提到杰出,很多人想到的是政治领袖、商界精英、科学巨匠等“明星级”人物。

  他们确实是令人仰慕、值得学习的杰出人士。可是今天,有另外一种“杰出”悄然走红,赢得社会各界的褒奖和追捧。“最美司机”吴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他们的职业很普通,岗位也很平凡,但他们在紧要关头展现出的美好品格,让道德的光芒闪耀苍穹——“小人物”的杰出同样令人动容。

  由此想到南京大学110周年庆典上引人注目的场景,那就是给“十大杰出校友”颁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获颁“杰出校友”称号的有好几位是来自基层的“小人物”。比如王同歌,这个扎根于灌云县燕尾港默默奉献了32年的基层天气预报员就榜上有名。南大公布的“杰出校友”首条评选标准就是:“长期在基层一线尤其是在艰苦地区默默奉献,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作出不平凡贡献的校友”。仔细品味南大眼中的杰出,让人感慨良多。

  通往杰出的道路不止一条。很多事物看似平淡不起眼,却不可或缺。一根房梁,结实到极致;一个士兵,坚守住岗位,这何尝不是杰出?雷锋一生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事情,只是坚持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好,成为道德的楷模;南丁格尔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护士,她把满腔热血都付与平凡的护理事业,成就了“提灯女神”,受到万人敬仰。

  人人都有向往杰出之心,但当社会的聚光灯集中到权势、金钱等浮华的符号上时,杰出的价值标准就容易被误读,追求杰出的路径就容易跑偏。在“官本位”、“向钱看”观念影响下,一些人习惯于以“大官”、“大款”来论英雄、排座次、论成就,仿佛官当不到一定级别称不上杰出,财富达不到一定数量算不得杰出,在他们眼里,官位和金钱成了衡量杰出的标准。还有人热衷于入选各种《名人录》、《名人大全》,甚至不惜花钱买学位、买榜单。凡此种种,都是对杰出的认知出了偏差,被名和利扰乱了心智,照此下去,不但成不了杰出人物,反而可能跌跟头、走错路。

  托尔斯泰说:“最伟大的真理是最平凡的真理”。平凡孕育杰出,杰出来自平凡。无数事实亦证明,杰出不一定要成为大人物、名人、超人,只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小人物也完全能够杰出。那些在基层一线、平凡岗位做出不凡业绩的人,同样是可亲、可敬又可学的杰出人物。

  让我们为普通人的杰出喝彩!

维稳的“治标”和“治本”

黄 星

《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19日   04 版)

  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实现和维护群众权益,不仅是社会进入稳定发展快车道的“通行证”,更是保证持续前行的“加油卡”。刚刚召开的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将“围绕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深层次原因,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科学民主决策、公正廉洁执法、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加强源头预防”、“把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等作为维稳的宝贵经验予以强调,深刻表明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群众权益的内在统一性。

  一些矛盾问题发生了,是仅仅治标,以求一时之稳,还是标本兼治,彻底化解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思路。有些地方,只看结果,不讲过程和方式,反而埋下了次生和连锁反应的隐患,甚至滋生出如“黑保安”公司的不法产业链。另一方面,简单地“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花钱买稳定”看似很“省事儿”,却会误导民众对维护合法权益做出错误的理解和预期。这种解决矛盾问题的方式,是“锯箭杆”式疗伤,病灶并未根除。这些都不是真正站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解决问题,而是“眼前无事即是平安”的短视行为。

  一些影响稳定的事情发生,往往源于群众的切身利益、现实利益受到侵害。对于这种情况,仅靠末端处置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加强源头治理,把不稳定的“病根”挖出来、去除掉,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当然,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一些政策和措施原本是“为群众办好事”,却因种种原因受到误解,甚至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这种时候,我们的态度决不应是抱怨和委屈,而要从自己的角度多加反思: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充分征求了群众意见,是不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作为公正处置的第三方,在交通肇事或医疗纠纷中,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耐心和有技巧地释法和调解?在维护和实现群众权益时,只有把各种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项部署和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才能让群众又满意又贴心。

  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在化解矛盾问题的过程中,就应该时时处处体现对群众各项权益的尊重,不可有丝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粗疏和缺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公正、依法、科学、稳妥处置,就是要求执法者在维护公共秩序时,首先保证自己有良好秩序;捍卫社会公正时,首先展示自己能处事公正;打击违法行为时,首先严格自己依法守法。这样的维稳,才能最大限度维护群众权益,也才能成为群众共识。

  从瓮安到孟连,当初的“疑难杂症”现在已经“药到病除”,并形成治理的经验。各地的维稳实践探索告诉我们,维护群众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维护稳定的过程应成为维护权益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复杂挑战,为改革发展创造平安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一位常年接待群众上访的市委书记,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办好实事中化解了不少矛盾,增进了一方和谐。他说:“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候,是人家喜欢你、记住你、想念你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稳与维权在实践中高度而辩证地统一了。

 

有些“大流”随不得

李宗彦

《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18日   04 版)

  不少人有随大流的心理,习惯跟着多数人说话行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与多数人保持一致,容易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羊跟大群不挨打,人随大流不挨罚”,这一民间俗语形象地揭示了随大流的“好处”。正因能带来利益,人们才在反复实践中愈发巩固了随大流的观念。

  穿衣戴帽跟着时尚潮流走,这样的随大流无可厚非。紧跟知识经济的浪潮加强学习,追随志愿者的足迹服务社会,这样的“随大流”值得提倡。与这些相比,另一些盲目随大流的行为,弊端和危害却不容轻视。

  有的地方看到人家旅游业发展得红红火火,就不顾当地旅游资源和交通条件,急着把旅游业打造成本地的支柱产业。有的地方艳羡其他城市规划宏伟、建筑气派,就争相效仿,把市政建设搞成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这些不顾具体情况、违背实际的随大流,说穿了就是盲目跟风,到头来常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得不偿失。

  还有一种明知不对仍然为之的随大流。比如说建小产权房,上马小钢厂小火电等,明明主管部门三令五申限制乃至禁止,有些地方还是以“现在大家都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挖空心思“创造条件也要上”,最后闹得骑虎难下,甚至因违规违纪受到处罚。细求究竟,其中不乏这种心思:大家都如此,出了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把自己和所谓的“多数”绑在一起,仿佛犯错的人多了,错误就没了。这类盲目相信“法不责众”的心理,影响恶劣,贻害深远。

  盲目随大流束缚人们思想的翅膀,桎梏人们创新的热情。一事当前,先考虑别人会如何选择,总以他人的判断为选择依据,模糊了事物本身是非正误的标准,消解了“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长此以往,很容易患上思想软骨症,不敢坚持自己的看法,只是借“从众”保护自己。如果人们都这样畏首畏尾,人云亦云,没有主见,整个社会将弥漫因循守旧的气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从何谈起?

  破除盲目随大流的思维惯性,需要积极倡导独立思考的意识,创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不仅如此,还需要打破“随大流、不吃亏”的利益设计,用制度鼓励人们坚持真理,勇于探索,敢为人先。转型期的中国,问题纷繁复杂,既要从实际出发,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也要防止“简单的多数主义倾向”,笼统地让政策措施迁就某些群体,客观上为盲目随大流推波助澜。

  “法不责众”,其实是对法律原则的侵蚀和消解。哪怕很多人违法违规,每个人也应付出相应代价;反之,少数人的合法利益,哪怕只是一个人,也要尽力维护。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破除盲目从众心理,打消那些法不责众的侥幸,建立起对法律、对规范、对真理的由衷信仰。

 

还“状元”一片宁静天空

吴兴人

《 人民日报 》( 2012年08月08日   04 版)

  近期,两件一热一冷的事,让“高考状元”再成话题。

  一是“状元炒作”风仍然在刮,“状元”在很多地方仍被捧到云端高处。典型一例,是最近很红的几张“恩施状元游街”新闻图片。照片上,4名身穿校服的小伙子扛着县高级中学的大幅“喜报”,胸戴大红花的“状元”站在轿车中向路人挥手,其后紧随数十人组成的腰鼓队。如此阵势,让“状元”成为一个家族、学校的无上荣耀。

  另一件,是一份“高考状元今安在”的民间调查,给热衷“状元”的人们泼了盆冷水。有人对1952年至2011年全国的1000多名高考状元的发展作了统计,结果发人深省:成为两院院士以及所从事行业领域领军人物的,数量并不多,比例并不大。这样的结果,让“高考状元”桂冠顿时失色不少。

  忽褒忽贬“状元”的现象中,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现实?

  对高考状元,不可盲目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们可以举出不少伟大的高考状元,比如,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的侯德榜院士,当年就以12门功课门门满分的状元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从读私塾到考入唐山路矿学堂,次次考试名列前茅。我们同样也看到:许多当年的高考状元“一鸣惊人”,投身社会后却默默无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说明,“高考状元”仅仅是阶段性的荣耀,是走向未来的良好基础,但职场的成功、领军的才能,却不完全取决于智力,还取决于个性、情商和持之以恒的毅力等综合因素。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既要摒弃“唯分数论英雄”的错误思维,也需要给高考状元们减减负。

  事实上,考察一个人的能力,主要标尺不是会不会考试,而是能不能活学活用书本知识,解开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的各种难题。正如俄罗斯知名导演斯坦尼所说,“没有顽强的细心的劳动,即使是有才华的人也会变成绣花枕头似的无用的玩物。”只有经过长期社会实践的考验和检验,真正的职场状元、领军人物才会脱颖而出。更何况,成功的标准有很多种,并非一定要成为领军人物才算避免了“仲永”之伤。

  当然,眼下对高考状元的过度追捧,已经与崇拜知识关系不大,而是充斥着商业味道。像“状元游街”、“重奖状元”等争相追捧状元的行为,更多是学校希望提高知名度、抢夺优质生源的炒作,有的甚至背后隐藏着学校、教辅机构、企业间的一条利益链,归根结底,呈现的是一种畸形的“教育政绩”。而不管是分数崇拜,还是商业炒作,对教育的发展都极为不利。正是为了防止教育异化,状元被“绑架”利用,教育部才多次重申不应公布、炒作高考状元。

  对大多数高考状元而言,作为刚刚成年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心智并不成熟,面对蜂拥而至的荣誉和利益,他们能否“淡定”、找准人生的目标,才是值得担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告别“高考状元”的炒作,还孩子一片宁静的天空,也是对他们的爱护和保护。

文化有什么“用”

艾斐

《 人民日报 》( 2012年06月01日   04 版)

  在一些人看来,文化尽管很让人敬重,但也有“文化究竟有何用”的困惑——文化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用于购房和买车,要它何用?对于一些地方干部来说,文化不仅很难同GDP挂钩,而且相对于盖大楼、修公路、上项目、搞开发而言,对政绩的贡献率显然差多了。在谋求快出政绩的焦虑中,文化常常被当成一种虚饰和摆设,以至“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依靠的是精神与物质的二元一体。文化既是精神的源头,又是物质的动力。是以,文化之用首先就用于精神构建。红军长征、大庆创业、航天人对飞天梦的不断追索、汶川人在地震后的强韧重生……无一不是精神力量在起重要作用。没有精神,思想就会禁锢,志气就会消泯,信念就会动摇,追求就会停顿。没有文化的氤氲,何来精神的迸发与飞扬?所以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们说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归根到底有赖于文化的强力淬冶和殷切渗濡。

  动物的行为多是本能,而人的行为则基本是在智能支配下的合理设计与科学擘划。正因此,人才具有了创造美好生活乃至创造整个世界的技法与能力。然而,人的智能不仅高低有别、优劣各异,社会也无时不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就必须不断地占有知识、更新知识和提升知识,自觉将知识转化为智能。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前进的要求。而文化,正是知识和智慧的元素与源泉。只有在以文“化”人、以文“励”才的情况下,才会实现智能超常爆发,才能达到俊彦如潮而至。

  “文明”一词的内涵丰富、寓意宏博,但其要点则集中在诚信、高尚、和悦、达理、雅致、有序等节点上。一个人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和品格,就称得上是一个文明的人;一个社会秉持了这样的体制与风气,就可以认为达到了文明的程度。无论对人还是社会,营造文明始终都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现实生活中,人性中的惰性因素和社会选择中的路径歧化,常常会导致文明与不文明的对立和冲突,乃至要达到文明的至境,便必须进行永不停歇的奋争。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思想粹质和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它是培育真、善、美的沃土,是根除假、丑、恶的良药。

  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绝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有力支撑者。一方面,文化以提升人的素质为中介而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也通过产业化的形式而实现经济增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极其丰富,而且实现资源向资本转换与提升的市场空间也极其广阔,“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未来可期。

  文化之用,善莫大焉。

 

让感恩的阳光驱散阴霾

唐 宋

  总有一些感动,让人难以忘怀:“5·12”特大地震后,3岁男孩郎铮从废墟里被救出,躺在担架上用稚嫩的右手向解放军叔叔敬礼;面对驰援的人们,四川青川的小学生在公路旁举起简陋的纸板,上面写着“谢谢”;今年四川省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和网友共同提议将“5·12”设为“四川感恩节”……4年来,“感恩”这个充满魔力的热词,回响在巴蜀大地,传遍了长城内外,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

  “没有感恩,就没有真正的美德。”淮阴侯韩信千金赠漂母,回报落难时的一饭之恩;陈毅元帅亲手为老母洗尿裤,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恩之心,传颂着爱的力量、美的情怀;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就职大典上向虐待他的看守致敬,感谢苦难磨砺了性格。感恩是一种智慧,更是灵魂上的健康、精神上的宝藏。

  哲学家康德指出,感恩是崇高的义务,不仅是以情动情的情感和心态,更是以德报德的行动和责任。听到汶川地震的消息,唐山人感同身受,自发组成救援队;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一支赶赴灾区的外省公安特警队伍来自成都,第一支跨省救援的民兵队伍来自青川。对口援建中,山东人的无疆大爱在鲁川两地架起了连心桥,去年春天山东大旱,四川立即派出800多名技术人员赴鲁,打出一口口“感恩井”。感恩的力量不断传递、扩散,提升着今日中国的温馨指数,也升华着13亿人的民族精神。

  多一些感恩之心、感恩之为,社会就多一些正能量,少一些“冷漠症”。对主动让座的青年道一声“谢谢”,会让更多人相信“善有善报”;对饱含爱心的捐款物资多一分慎重,会激发更多的慈善力量;对来之不易的生活多一分珍惜,会少一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牢骚,而凝聚起力量共克艰难。

  有没有感恩之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标尺,也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品格的试金石。为此,很多国家重视感恩教育,光大感恩文化。韩国小学生的胸前挂着“孝行牌”,牌的正面有父母像,背面有孝敬父母的格言。美国和加拿大设立感恩节,提醒国民要记住帮助过自己的人,感激他人,帮助他人。浴火重生的四川人,更是把感恩之情转化为奋进之志,创造了灾后重建的四川奇迹。

  鲁迅说,“感谢命运,感谢人民,感谢思想,感谢一切我要感谢的人。” 谁给了我生命,谁把我养育成人,谁教会我生存的本领,谁让我们翻身得解放,谁让中国繁荣昌盛……以感恩的心来丈量人生,才知道生活中不是缺少感动,而是缺少发现。

  美好的生活,要用感恩的心来创造。怀抱感恩之心,我们的心中就会多一些阳光,少一些阴霾;践行报恩之举,我们的社会就会多一些良性互动,少一些恶性循环。

 

你就是他人的环境

桑林峰

《 人民日报 》( 2012年05月08日   04 版)

  “别忘了你的行为本身就是别人的一种环境。” 武警部队副政委崔景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以自己的行为诠释了这番话。去年7月,崔景龙率工作组下部队途中,组织抢救遇险的矿工付占文一家5口,做了好事不留名。后经付家追踪265天,才找到恩人。

  领导干部学雷锋,行胜于言。崔景龙的义举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类似,在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团领导带头学雷锋,带动了一个团;师领导带头学雷锋,带动了一个师;军领导带头学雷锋,带动了一个军。这更说明,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就是在创造环境、净化风气。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也是环境的改造者。良好的道德环境让人向善向美,而美好环境的营造取决于每个人的嘉言懿行。你信任别人,别人就会感到空气中充满诚信的因子;你帮助别人,别人就会感到身边处处有雷锋的影子。反之,如果一个人跌倒了,你匆匆走过,熟视无睹,他就会感到人心是冷漠的,世界是冰冷的。

  时下,有些人不愿学雷锋、做好事,总是抱怨社会风气不正、环境不好、人心险恶。有人甚至认为做了好事还可能受诬陷,不如当“看客”。固然,我们的社会应该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克服好人被讹、流血又流泪等不良现象,积极为道德撑腰,为善行提供有力支持。但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不能起而行之,风气会自动好起来吗?如果人人都相互猜忌、相互提防,友善又从哪里开始生长?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你的行为就是别人的环境,众人的行为就是社会的环境。

  有哲人说,如果不能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其实,改变了自己,周围的环境渐渐也会改变。“总有一个天使住在每个人心中”,当你传递一种善的行为,陌生心灵也会向你展示出你所预想的那一面——这就是善良的“传递效应”。郭明义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坚守中凝聚起越来越壮大的爱心大军。在他的感召下,100多支爱心分队遍布全国,成员达数万人之多。如果爱心传递链条更长一些,覆盖到更多的个体,蔓延到更多组织,这个社会希望的光芒不就越来越耀眼吗?

  改善道德环境,领导干部带头是关键。孔子有“德风”与“德草”的比喻,“草上之风,必偃”。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上层的道德好比风,群众的道德好比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顺着风的方向倒。导向决定风向,领导干部具有很强的正向能量和示范效应,带头学雷锋,带头加强道德修养,就是最好的导向。

  创造美好环境,也离不开每个人的行动。古语有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今天来讲,人皆可以为雷锋。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感动他人的人,而不仅仅是一次次被感动。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首先改造周围的小环境,进而影响大环境、大气候、大潮流,那么道德建设就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社会风气也会逐渐好起来。

  

“门票经济”背后的“转型之困”

姜 赟

《 人民日报 》( 2012年05月09日   04 版) 

  旅游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驱动,景区景点则被视为地方财政的“金饭碗”。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我国国内旅游消费规模超一万亿元,拉动相关行业超过110个。可以说,只要坐拥名胜古迹、名山大川或别致风光,就不愁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消费,带动就业增长,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怎么使用“金饭碗”,如何用好“金饭碗”,因眼界思路的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一些景点景区还未跳出“门票经济”的框框,随着今年掀起又一轮涨价潮,众多知名景区门票已经迈入“百元俱乐部”,令游客大呼“快乐负担千金重,秀美山河玩不起”。有些地方却大胆探索,实行门票优惠或免费的刺激政策。譬如杭州,一个免费西湖,虽然每年损失2000多万元的门票收入,却拉动了游人在杭州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达百亿元,成为“丢芝麻捡西瓜”的典范。

  以小搏大、舍小图大,在理论上已有共识;免费西湖,也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参照。为何许多景区还迷恋门票经济,不谋求降价转型呢?

  表面繁荣是难舍门票经济的重要原因。门票价格在涨,景区人流不减反增,收入不降反升,旅游产业亦在小步前进。这种状况之所以得到维持,是因为碰上了“好时候”。我国人均GDP不断攀升,居民消费升级,旅游消费需求旺盛,其中,增长幅度较大的是观光游览型需求。景区不愁客源,地方不愁人流,因此,门票降价动力不足。

  客观来讲,迷恋门票经济也跟景区所在地的发展阶段有关。一方面地方财政不雄厚,难以应对从门票损失到其他收入反哺之间出现的空白期;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仍处于从单一观光型旅游向文化休闲度假的转型期,可供游客参与体验、文化休闲娱乐的项目不多,旅游产业链不长,结构不合理,辐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门票依赖症”自然比较严重。放眼全国,不发达地区,景区门票偏贵;发达地区,景区门票相对便宜甚至免费,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表面风光与客观难处,导致景区降价转型不主动、不积极,似在情理之中。然而,游客的呼声、发展的趋势不可等闲视之。未来,门票经济之路只会越走越窄,不转型可能会错过黄金发展期。事实上,一些警示性迹象在旅游热点地区已经出现:来自海南省旅游委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个黄金周,尽管海南省接待游客量均呈现大幅增长趋势,但大部分观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却在下降。这说明,传统观光景区会因为重复体验而减弱吸引力,未来旅游的主流是观光游览逐步让位于文化休闲度假。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并已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否应呼声而变,能否应趋势而转,是地方谋求新增长极的战略机遇,不仅考量着地方旅游的发展智慧,也衡量着地方的民生指数。而跳出旅游业,以更宽广视野审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样的难题也困扰着亟待转型升级的诸多行业。走出只求规模不求效益的老套路,改变粗放经营忽视质量的旧传统,各行各业都面临挑战,也大有可为。

 

 

当心,大脑功能被“外包”

王汉超

《 人民日报 》( 2012年05月10日   04 版)

  第一部实现量产的个人电脑出现于1971年,互联网向公众开放于上世纪90年代……举出这些数字,并不因为记忆力好,只是轻点键盘,就足以把它们罗列在此。

  这就是网络时代的便捷。倘若在以前,引述类似的数据,要依靠足够用心的记忆,以及在卷帙浩繁的资料室翻阅的苦功。身处浩荡奔腾的信息网络时代,让人想到《巨人传》里的欢唱:畅饮吧,畅饮知识,畅饮真理……

  而事实却是,我们一方面依赖这些技术——用网络、手机、搜索引擎的“神杯”畅饮,一方面又不情愿过多记忆——知识如酒肉穿肠过,不暇吸收,不存大脑,只留在网络上,存在硬盘中。久而久之,潜移默化,知识不装头脑里,而是被“外包”出去了,姑且称之为“大脑功能外包”。

  人有惰性,大脑同样能懒则懒,能省事则省事,博闻强识之“强”多少有些痛苦。把痛苦的“有意识记忆”“外包”,何乐而不为?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例如早年没有手机存储,人们背得出很多电话号码。当习惯手机记录,11位的手机号,七八位的固话号,脑子里记得住、背得出有几个?越来越多的人,遇到问题或知识点,本能反应是:上网去搜。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文字工作,或组织材料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调用网络检索,脑子里存的东西反而越来越少。

  这似乎没什么不好。但不应忘记,“记忆”是人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中最基础的一环。所谓“学识”,离开“学”的积累,很难有“识”的飞跃。离开“知识记忆”这个基础,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从何说起?学问的基本功是“记忆”,博闻强识经过吸收、内化、融会、创新的“化学反应”,知识被重新组织整合升华,以求最终目的——智慧。

  可以说,从未有不经知识积淀而能“通古今观现世”的大师,也不会有不充分继承吸收文明成果就能不断提升文明程度的族群。说得更浅白些,我们可以复制粘贴出一首诗歌,但复制粘贴永远不会产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效果!教育理念中,过于“死记硬背”或有褒贬,但恰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若“厚积”通通借助“外包”,何来“薄发”?

  被“外包”的不仅仅有知识。相比“疏于记忆”的普遍状况,我们还面对独有的问题。以汉语为代表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在发音之外,其字形结构含有很多的文化信息。当拼音输入大行其道,人们的音形记忆正在被输入法“外包”。离开电脑往往“提笔忘字”,如果观察还会发现,手机输入时,年长者惯用手写,而年轻人惯用拼音。天平在向拼音倾斜。

  目前中国5亿多网民的多数,毕竟是从传统媒体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的,其记忆方式、理解、分析、综合知识的能力大体上延续了过去的习惯。而伴随着网络成长的一代人,其记忆习惯将如何发展?教育又怎样跟进?功能越来越强大的信息技术,毕竟只是辅助工具,能够代替人记录,却不能代替人思考和创造。

  听上去有些“科幻”的话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了面前。对于大脑“外包”职责,“放任”记忆机能偷懒,应当开始警惕。

不可低估“微尘”的力量

乐 其

《 人民日报 》( 2012年05月11日   04 版)

  “微尘行动”、“小红帽义工”、“萤火虫志愿者”……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微公益”行动,让人们如沐春风,心生暖意,有一种久违的感动。

  “微公益”行动发起者力量虽微,但其产生的“正能量”却不可低估。在江苏淮安,一次为白血病女孩小佳慧筹款的“微尘行动”,引发一场“微尘风暴”;在湖北钟祥,“小红帽义工”集合起一群个体劳动者,他们坚持走街串巷做好事,为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风景;在江西丰城,活跃着一群“萤火虫”志愿者,他们以“萤火虫虽小,也要为社会送去微弱的光亮”的执著,将爱心传递……“秤砣虽小压千斤”,“微公益”行动催生爱心、传递善良、彰显美德,带给人们崇善向上的希望和力量。

  “微公益”行动发起者地位虽微,但其散发的人格魅力芬芳远播。80多岁高龄的甘肃老人陈尚义收养弃婴,风烛残年的济南老汉白芳礼几十年蹬三轮车挣钱助学,新疆维族大叔阿里木烤羊肉串资助贫困学生,湖北普通市民黎开仕拾荒济困200多人自己却身居陋室……这是灵魂溢出的芬芳,是激荡人们心灵的真善美。他们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传播爱心、温暖他人,彰显了普通人崇高、平凡中的伟大。

  冰心有言:“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浪,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有爱心的企业家慷慨解囊,加入公益事业的行列,更期盼更多普通人参加“微公益”行动。因为“微公益”行动蕴含着爱心,让人看到了细微之处绽放的人性之美;“微公益”行动孕育着希望,人们在相互感动中传递着真情与善意;“微公益”行动人人皆可为,没有行业的界定,没有能力的障碍,关键在于有无此心。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微公益”行动,才能汇聚爱的海洋、茁壮道德的根基、夯实和谐社会的基础。

  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就像一组不变的基因,早已深深融进我们民族的血脉。那些有口皆碑的道德美谈,成为人们永不磨灭的记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此产生疑虑、困惑,致使有的人在他人遇到危难时表情冷漠,变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微公益”行动正是医治心灵创伤的一帖良药。“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的话言简意赅、切中时弊,让那些冷漠的旁观者找不到“不为也”的托词。

  “平民肯种德施惠,便是无位的卿相。”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爱心、有责任感,坚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就能积小善为大善,变小德为大德,登临人生境界最高处。江不拒细流,海能纳百川。随着“微公益”行动的滚雪球效应,必然汇聚起共建美好精神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力量,让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美德传遍神州大地,结出丰硕的果实。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用我们的真诚和汗水,投入身边的任何一项“微公益”行动,那么,在为构建文明大厦添砖加瓦的同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愉悦,还有更深刻的人生体验——“付出永远比索取快乐!” 

  

 

公务接待的政治经济学

德 邻

《 人民日报 》( 2012年05月15日   04 版)

  毛泽东同志曾严正指出“不仅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胡锦涛同志也反复强调“要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2006年印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公务接待的范围、标准和规模亦有明确规定。那么,公务接待的奢华之风何以流行?

  有行政方面的原因。在行政资源配置中,权力过于集中,下级部门为获取资源和利益,萌生讨好上级部门的念头,故不惜突破国家相关规定,以美酒珍馐取悦于领导,以期换取更多行政资源。另一方面,一些部门的公共资源配置过程透明度低、缺少监管,为其挥霍公共资金留下可乘之机。

  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按照法律规定,政府预算经人大批准后无权任意更改,但在实际的预算执行中,走偏变样的情况屡见不鲜,预算约束软化为一些部门的奢华接待洞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一些部门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这些逍遥于公众视线之外的“小金库”,也是奢华接待的重要经费来源。

  奢华接待之风,催生出一些为其辩护的荒谬观点,有人以奢华塑形象,拿浪费当消费,靠接待出政绩,甚至有的地方打出“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的口号。而事实是,奢华接待让一些地方不堪重负,行政成本因之水涨船高,公共资金由此被挤占压缩。同时,奢华接待极大地败坏了党员干部的公共形象,挥霍党的政治资源,透支党的信任资本。

  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不错了。”当然,随着条件变化,公务接待标准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按有关规定办,也无可厚非。但我们党提倡的艰苦奋斗的传统没有过时,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西红柿炒鸡蛋就不错了”的精神没有过时,这些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精神,也值得提倡和效仿。

  《左传》曰:侈,恶之大也。防止公务接待腐败,降低行政成本,有赖于建立公共资金问责机制,用问责来遏制“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的心理;有赖于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填补“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监督“死角”;有赖于增强预算约束力,减少预算执行弹性,压缩预算外资金。在政治上建监督之制,从经济上断浪费之源,方能有效遏制奢华接待之风。

  四川仁寿县珠嘉乡推行“15元公务餐”六年之久:来人来客,一律就餐于机关食堂;每人每顿,标准只有15元。公安部副部长、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刘金国深入基层调研,婉拒各种宴请,吃饭不是机关食堂就是路边小店。这些朴素的做法,不仅节约了公共资金,而且积累了信任,赢得了尊敬,当为众人学习和借鉴。

“悦读”的“姿势”(人民论坛)

向贤彪

《 人民日报 》( 2012年04月23日   04 版)

  从一定意义说,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就是它的阅读史,一个人亦如此。

  在德国,孩子从出生就有婴儿书陪伴。当然这些书大都是塑料书或者是布做的,孩子可以把书带进浴缸,看小书漂浮。这是孩子阅读的第一块基石。

  犹太人将阅读置于很高的地位。他们会在书上涂一层蜂蜜,让孩子生下来就知道书是甜的;他们还喜欢将书放在枕边和过道上,可随时翻阅。有资料说,每4500个犹太人就拥有一个图书馆。以读书为乐已经深深融入犹太人的血液里,也使他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光芒四射。据统计,从1901年至今,全世界共有800多人获得诺贝尔奖,有犹太人血统的就占了近1/4,而犹太人数量不到世界人口的3‰。

  中华民族也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民族。唐代刘禹锡的诗句“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让人感受到阅读时的闲适与宁静。“青灯有味似儿时”,是南宋陆放翁追念儿时读书的情景。至于流传千古的“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典故,“头悬梁,锥刺股”式的苦读,那种对书的迷恋让人心生敬畏。

  将中外读书情形做一番比较,不免让人心生遗憾:有时我们过于强调“苦学”而忽略了“乐学”,过于强调“正襟危坐”而忽略了“随性阅读”,过于强调读书的“功利性”而忽略了它的“功能性”。这就使得阅读难以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难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过于浓烈的功利色彩亦极有可能将知识庸俗化,将读书引入歧途。

  就以读书的姿势为例,其实大可不必讲究。古人“三上”(马上、枕上、厕上)读书法看似有些不雅,实则领略到了读书的真谛。而今,公园里的“晨读”、公交车上的“走读”、倚床挑灯的“夜读”,无不是一道道美丽风景。正如有人所说,“先要把读书看得很平常,才可以读书……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是随性而读,是与生命相伴始终。”只有把读书当作平常之事,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才会真正领略“读书是福”的意境。

  阅读的身体姿势也许并不重要,但心灵的姿势却不可或缺。这种“心灵的姿势”,既是对求知的渴望,对经典的敬畏,也是对读书选择性的把握。时下,信息爆炸,各种书刊铺天盖地,人们常常为选择什么样的书而苦恼。喜欢读书是一种态度,而能否善于读书则是一种能力。读理论之书,打牢“基本功”;读经典之书,占领“制高点”;读大家之书,开阔“大视野”;读哲学之书,掌握“金点子”……让心灵俯就于经典,让灵魂与灵魂对话,自能积累底蕴、提振精神、修身明理、洞悉人生,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领悟时代使命,并进而笃行之。

  《朗读手册》中有一句话:“阅读是消灭无知、贫穷和绝望的终极武器。”世界上很难有东西永恒,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字却是特例。“俯而读,仰而思”,走进书香世界,扑下身子亲近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姿势,一种世界上最美的姿势,一种能给民族和我们每个人带来希望的姿势。

领导干部该读什么书(人民论坛)

郭震海

《 人民日报 》( 2012年03月19日   04 版)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和一些领导干部打交道。在少数为官者的办公室,书橱内确实放了不少书,却是精装版的《官经》、《厚黑学》、《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观》、《古代帝王驭人术》、《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等等,甚至如《阴阳风水学》、《八字与官运》也堂而皇之摆在那里。由此看来,为官读书重要,但读什么书更为重要。

  “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治心养性,要在读书。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干部该读什么书?这不仅是个人的爱好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问题。

  胡长清爱看书。他经常看的是《肉蒲团》、《素女心经》、《金瓶梅》,结果荒淫无度沦为阶下囚。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向东也爱看书,他随身带着《赌术精选》、《赌博游戏技巧分享》、《赌术实战108招》,结果赌博成性输掉了整个人生。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爱看书,看《麻衣相法》、《柳庄相法》、《相术大全》,最终“鬼迷心窍”踏上了不归路。

  书犹药也。书籍自产生以来就良莠并存,有精华也有糟粕。读书好、好读书更需要读好书。读书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古往今来,一些落马的为官者,均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不读书不学习,沉迷于官欲,满足于现状,这样的“官人”不是“无知盲干”走上不归路,就是为百姓所不容,被时代所淘汰。另一方面是爱读书,读的却不是正经书,而是一些污七八糟的书,这样的“官人”往往最终信仰沦丧,道德堕落,意志消沉,甚至气节蜕变沦为阶下囚。

  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安静地读一些书,选择性地读一些好书,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种本领。当今时代瞬息万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工作之余唯有多学习、多读书、读好书才能更好地胜任工作。作为党员干部,该读什么书,爱读什么书不仅是个人爱好,更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毛泽东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一生对书的热爱完全是出于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思考的需要。周恩来一生热爱读书,掌握多国语言,才学丰富。一个脱离低级趣味品德高尚的干部,靠的是不断阅读关于人生修养的书籍。

  读好书可以立德、修身、养性、改过。读好书可以纯洁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知识、增强人的才干。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尤须多读一些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而不是手捧《厚黑学》,钻研谋权之道、治人之术,这样最终只会被人们所唾弃。

 

不要养懒人 要有好政策(人民论坛)

李拯

《 人民日报 》( 2012年03月21日   04 版) 

  如果说甘于平庸对于常人来说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对那些承担着重要社会责任的领导干部而言,不作为、慢作为、庸碌无为的懒政之举至少是渎职。

  懒政虽不像贪污腐败、违法违规那样引人注目,往往为害于无形,却是潜藏于体制深处的“消极因素”。不作为,看似太平无事,实则耽误了改革创新的机会;慢作为,好像无伤大雅,实际上往往激化了社会矛盾。

  前段时间,湖南新邵一民营企业打出“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宣传标语,而该县政府网站也发文将“获贫”称为“喜讯”。按常理,被评为特困地区,恰恰应该如芒刺在背,何喜之有?反以为荣的背后,恰恰是对国家扶贫资金和配套政策的“等靠要”心态,而根子就是无所作为的懒政思维。

  今年两会前夕,两位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四合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有关部门的反应令人匪夷所思:先表示不知此事,而后认定此次拆除未经报批,属“违规拆除”。正是在“不知此事”的推脱中,政府部门的监管之责被轻轻放下,又一处名人故居痛遭无妄之灾。

  邓小平同志对懒政之害洞若观火。他曾经这样形容,“懒,就是意志衰退,不读书,不看报,不动脑筋,不下部队,好吃懒做”。1992年南巡时,耄耋之年的他又特别强调,“要注意不要养懒人, 要有好的政策”。小平同志不仅入木三分指出了病灶,而且开出了治愈的药方——“要有好的政策”。

  “好的政策”,需要建立事权分工明确、问责机制健全的责任制度。分工不明确,责任欠分明,容易造成“一国三公,莫知谁从”的局面,无事则耽于争利,有事则委之推脱,于是“打太极”、混日子、装样子就成为最优的“生存策略”。如果分工明确,责任明晰,每个人都有负责的领域,做出成绩是自己的,出了问题也是自己的,以问责号令天下,孰敢精神懈怠?

  “好的政策”,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组织行为学研究表明,有效的激励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功不赏,有罪不罚,甚至无功受禄,有罪得封,容易使智者裹足、勇者止步。鼓励创新,提倡勤政,要让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真正得到奖励,形成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改革有风险,探索有雷区,创新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获得的,对失败者有包容的雅量,才会有更多人敢于作为、大胆尝试。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懒政少一分,发展热情就会多一分;勤政多一分,社会矛盾就会少一分。勤政,是一个国家无形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社会管理者当消除懒政之风,助长勤政之气,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社会管理效率。

“德艺双馨”浅议(人民论坛)

永 春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27日   04 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特别是名家名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责任感,努力追求德艺双馨。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九次、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德艺双馨,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这些要求,揭示了德与艺两位一体、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艺术理想、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人生价值指明了方向。

  文艺工作者素有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承担着提高人民精神境界、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光荣使命。正人必先正己。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努力塑造自己的崇高灵魂,始终追求德艺双馨。德,就是个人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精神、价值取向、社会信誉,以及理想信念、思想境界、精神追求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文艺工作者立身处世之根、人格魅力之本。艺,就是艺术才华、艺术能力、艺术思想、艺术风格、艺术境界等,是艺术造诣的集中展现,是文艺工作者成就事业之基、艺术魅力之源。德与艺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德是艺的灵魂,决定着艺的发展方向;艺为德提供支撑,是德发挥作用的基础。所以,立艺先要立德,人品决定艺品。古人讲“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在艺术实践中,有德而少艺,对群众不能形成强烈的艺术感召力和影响力,德就难以彰显;有艺而缺德,在群众中没有良好的形象和口碑,艺就难以真正被社会认可甚至还会成为反面典型;唯有德艺双馨,才能使高尚的人品和高超的艺品相得益彰、行之久远,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和喜爱。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古往今来,凡是那些流芳百世、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无不以美的内涵和形式激浊扬清、陶冶情操;凡是那些受人尊敬、广为赞誉的名家大师,无不以精湛的艺术魅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人师表、昭示后人。仅从近现代的文坛和艺术界来看,这样的例子就比比皆是。鲁迅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用匕首和投枪一样的笔锋铸造了“民族魂”;梅兰芳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毅然蓄须明志、息影舞台,表现出一代艺术大师的铮铮铁骨;抗美援朝期间,常香玉带领剧社走遍大半个中国,通过义演为前方将士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展示出高尚的爱国情怀;吴冠中一生不尚奢华、生活俭朴,却把精心挑选的几百幅画作以及多次作品拍卖所得,全部无偿捐赠……这些崇德尚艺的名家大师,以高尚的道德追求和高超的艺术造诣,诠释了德艺双馨的丰富内涵,树立了德艺双馨的光辉典范。他们的艺术历程和社会影响充分说明,德艺双馨是文艺家自己用人格品德、艺术实践铺就的人生轨迹,是历史和人民的客观评价,是文艺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军的新号角,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百花盛开的文艺春天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显现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既为不断涌现精品力作提供了丰厚的实践沃土,也为多出优秀人才特别是名家大师创造了良好环境。一切具有崇高精神力量又富有高超艺术才华的文艺工作者,都可以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丰富多彩的艺术创造,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成就自己的艺术辉煌。在这样空前广阔的艺术舞台上,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自觉把德艺双馨作为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只有坚持把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作为不懈追求,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心无旁骛、潜心创作,才能打造出更多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力作。只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艺术成就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赢得广泛社会赞誉。只有坚持把思想道德修养作为立身和创作之本,在不断提高作品艺术水平的同时,始终如一地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思想品格,才会形成人品与艺品共进、人格和艺术魅力俱佳的德艺双馨,才能产生真正的传世佳作和名家大师。

  国运昌,文运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时代呼唤更多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呼唤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鸿篇巨制,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

 

下基层心中要有“红绿灯”(人民论坛)

谭用发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26日   04 版) 

  “领导干部下基层,心中要有'红绿灯’。规章制度须遵守,轻车简从莫扰民。”这是几年前我们到基层调研时,一位离休老干部送的几句话,至今记忆犹新,感触很深。

  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层层陪同,不仅浪费人力财力,也影响了调研的质量。实际上,对这种做客式的调研,中央早就亮了“红灯”。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准超标准接待。”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尤其让群众反映多的是,有的领导干部下基层,车到路口遇上红灯,往往也是呼啸而过。

  对基层的超标准接待,不少领导干部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当场严厉批评、坚决要求纠正。有的渐渐习惯了前呼后拥的阵势,不这样反觉得“没面子”。如果领导干部真心不想给下面增加负担,就应该严格遵照中央的规定行事。安徽省农口有位领导干部,经常直接深入到田间地头,了解农情,检查工作,用餐时常在路边小餐馆自行解决。一开始基层也有一些同志不理解,认为他故作清高,在作秀。后来时间长了,对他这种始终如一、低调务实的作风,都表示信服和钦佩。

  超标准接待屡禁不止,与对违规人员的监督和处理不严有关。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的地方,大都是自己管辖的区域,对地方的违规接待有直接的“话语权”,完全能够及时制止。可是,在对违规接待问题的监督和处理上,一些领导同志的态度是暧昧的,有的甚至压根就没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几年前,有家电视台想拍摄一组严格按照红绿灯指示过马路的行人,栏目组在一路口观察了很长时间,竟没有找到一位符合规定要求的入镜人选。由此他们认为:在没有警察或电子眼监控的情况下,红绿灯的作用是有限的。领导干部下基层亦是如此,缺乏对超标准接待问题的监督和处理,再好的规定也会被束之高阁。

  甚感高兴的是,在最近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中,有的领导干部采取不打招呼、不要陪同、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吃住到农民家里,与他们交朋友、拉家常,了解群众的真实意愿和要求,群众感到很亲切、很亲近。有的群众说:“解放初干部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领导干部下基层,心中要有“红绿灯”。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自觉遵照中央的规定,在走基层的实践中,走出好形象,走出真成效,走出与群众的真感情。

 

“功成不必在我任期”(人民论坛)

刘根生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20日   04 版) 

  一位领导同志在谈到“一把手”应当是什么样的人时说,干部总有更替,任职总有期限,但一个地区科学发展总体方向不能变,科学规划基本思路不能变,应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境界。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反过来,地上有了路之后,走的人少了,没人走了,路也会渐渐荒芜。如果实践已证明那是一条康庄大道,后人偏偏不愿走,非得再辟新途,就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领导干部交替是正常规律,只有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蓝图才能变成现实。如果新官上任,纠结于“功劳算到谁头上”,放着现成路不走,硬要“走自己的路”,工作连续性就会被打断,可持续发展就可能沦为“断断续续发展”。“尾巴工程”,“半拉子工程”,“前任建后任拆、前人挖后人填”现象,大多由此而生。从路径选择角度看,“功成不必在我任期”意味着承前启后,在正确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去计较目标到达后功劳归谁。此等“不变”,绝非保守,而是一种理智,也是一种境界。

  “功成不必在我任期”,也意味着在继承中创新。无论规划多么有前瞻性,也难以涵盖现实及未来所有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若是没有创新,什么都照老样子来,那是因循守旧,只能走进死胡同。当然,创新不是简单地搞“无中生有”,而是在继承基础上发扬光大,在落实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继承,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所谓“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很可能成为撞大运。继承也不是以前怎么做今天就怎么做,前人说多少今人就做多少,沿着前人之路亦步亦趋,而是放眼现实,有所取舍,在实践中完善。

  “功成不必在我任期”更深层意思还在于,既要干好在任见效之事,又要干好后任才能见效之事。据说有种毛竹,最初5年里,它总是向地下生根,根系可伸展出几公里,人们几乎看不到它有什么变化。第六年雨季到来时,毛竹终于钻出地面,之后就像施了魔法般以每天近两米的速度生长,一直长到30米高。试想,没有长时间根系培养,哪来日后快速成长?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任期”意识过浓,太看重任内政绩,就可能放弃“根系”培养工作。

  历史是条长河,“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是社会进步的结果。然而,我们也不能忘了,今天胜于昨天,既不等于“昨天”一无是处,也不全是今人功劳。站在前人肩膀上,“今天”才能比“昨天”走得更高更远。同理,“明天比今天好”,得看今人怎么干。今人多做“根系”培养工作,“明天比今天好”才能成为必然。若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明天”怎样就要打个问号了。“功成不必在我任期”,就蕴涵着这种历史观、发展观、功德观。

 

翻个筋斗明个理(人民论坛)

乐其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16日   04 版) 

  前两年,贵州省瓮安县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群体事件。当地党委政府吸取教训,加大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其中一次上访5年多的林地纠纷积案,通过5个多小时实地勘察,3个多小时现场调解就得以圆满解决。翻个筋斗明个理。瓮安县有关领导说,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想问题,平等协商解决问题,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群众的怨声和骂声,有时也是解决问题的先声——用马克思的话说,翻一个筋斗,就成为真理。领导的责任就在于从翻筋斗中买个明白,从自身教训中找到真理,从而吃一堑长一智,增强做好工作的本领。

  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说的是立场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而是根本态度和根本宗旨问题。做好群众工作,前提是要站稳群众立场,维护群众利益,真正把群众当主人、当亲人。只有以此为根本出发点,才能摆正与群众的位置,尊重群众、依靠群众,顺应民意、善于行止。

  群众的利益是最高利益。我们做一切工作,说到底都是为了让群众过上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近年来,因征迁工作引发的矛盾纠纷日渐突出。凡是做得好的地方,都能秉承和谐征迁的理念,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切实保障群众的权益,使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征迁后不下降,力争有提高。如此,就能使征迁工作顺利推进,在维护群众利益与促进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

  与群众平等协商,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好群众工作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除了感情投入外,还应掌握正确的方法。一些同志在工作中吃“闭门羹”、遇“冷脸”,甚至受气挨骂,从自身方面找原因,大都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关。对群众颐指气使,搞强迫命令那一套,自然群众不买账,还极易产生对立情绪。瓮安县3小时消解5年积怨,其成功之处在于深入群众,与群众平等协商,充分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入情入理地做好说服和劝解工作。

  实践证明,平等协商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平等,就是要求干部放下架子,带着深厚的感情,带着解决问题的诚意,真情体察民情,真心倾听群众呼声,为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的前置条件。协商,就是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与群众面对面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锦囊妙计”。只有这样,才能彼此消除误解、增进谅解、达致和解,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矛盾。一方面,我们要做善治的“上医”,“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及时敏锐地发现苗头,防微杜渐,使问题“察于未萌,止于未发”,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当问题发生之后,要勇于担当,以直面矛盾的勇气和认真负责的态度,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把问题解决好。如果回避矛盾、推诿扯皮,就会积怨甚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马克思指出,社会公仆应当“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只有当群众发现干部真的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才会把干部当亲人,心贴心,和干部一起走。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创造”(人民论坛)

周一波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15日   04 版) 

  “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兴国的进军号角,解放文化生产力,推进文化创新创造,构建与经济“硬实力”相协调、相促进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各地积极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选择性日趋增强,体制、利益的调整以及各种思想的碰撞带来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越是在思想多元的背景下,文化整合凝聚、规范认同的作用就愈加凸显;越是在物质满足的语境中,构建符合当代国人生存状态和精神需求的文化就更加迫切。

  说到文化,不少人认为会唱两首歌,背两首诗,说几段排比句,就很有文化,这只是浅尝辄止。即便是身怀绝艺的歌唱家、书画家,如果言行粗俗,道德低下,也只能是有体无魂,人们照样说你没文化。文化强弱不是以具体的文化样式而论,而是全方位深度的表现。那种“假古董吃香、真文物遭殃”的怪相,那些哗众取宠、过度包装的作品,是异化了的文化。

  文化的根本功能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社会生活提供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以文化人”方能致远。同样的话题你讲的巧,同质的工作你做的精,同行的关系你处的好,大家就会从内心里敬佩你……实际上,这种由文化所彰显的软实力,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王道”一脉相承,具有一种安近来远的力量。

  “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呼唤精神文明疾步赶上。”这些年来,从文化立省到书香城市再到农家书屋,这种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的局面让人倍感振奋。与此同时,某些因文化失调而导致的发展误区也令人警思:一些地方不管基本史实竞相争抢名人、建庙造神,把保护传统文化变成了“祖先争夺”;有的地方则不顾客观条件搞大活动大景观大园区,将文化建设异化为“土木工程”。这种种现象说轻了是没文化,说重了就是害文化。

  文化建设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不是大干快上,一夜成名,需要长期涵养、积淀。就一个城市而言,在同等条件下,应该从区域和谐稳定看文化的社会调理功效,从经济发展质量、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看文化的底蕴根基表现,从文化创新能力看文化的精神气象格局,从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安居乐业看文化的为民惠民成果。同样,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也要以民风和不和、民心齐不齐、创新成果多不多、幸福指数高不高等一系列指标去衡量。

  鲁迅先生曾说:“文化是骨髓里的东西。”文化发展繁荣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知时好雨、润物无声;文化神采飞扬不是搽脂抹粉,而是静水深流、精气内行。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引领,以系统的理念科学谋划,以务实的态度把握规律,以超前的思维融会贯通,才能挥洒自如、令人向往,不断提高文化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大德在民(人民论坛)

张金豹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14日   04 版) 

  在山东寿光,谈起老书记王伯祥,男女老少都会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大街小巷不乏以他名字命名的店铺;在福建东山,每到春节和清明,人们会自发去老书记谷文昌坟前烧香,“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为当地习俗;在河南各地,老百姓流传这样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他们说的“三书记”,是指兰考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辉县的郑永和。

  这些曾任县委书记的老同志都已离开岗位多年,有的早已去世,为什么老百姓对他们念念不忘?答案很简单,他们给老百姓办了好事,谋了福祉。王伯祥在寿光任职时,带领县委一班人扑下身子,与群众一起风里来、雨里去,改造盐碱地,开发滩涂养殖,发展大棚蔬菜,把贫困县变为全国百强县。谷文昌初到东山,面对的是风沙肆虐,民不聊生。他带领群众战风沙、植林带、建水库、筑海堤,使东山岛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一颗明珠。焦裕禄等人的事迹更是家喻户晓。

  然而,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干部同样为官一任,但很快成为过眼烟云,在人们记忆中留不下什么印记。有的甚至还在任上,群众就看着不那么顺眼了。

  实际上,在一个地方任职,干不干事,为谁干事,怎么干事,群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直接。如果天天耍嘴皮子,讲得天花乱坠,行动上不动真格的,老百姓不会买账;专干替自己脸上擦粉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老百姓不会满意;一味地向上级讨巧讨好,不管群众疾苦冷暖,老百姓不会欢迎;只顾眼前、不管长远,长了自己的脸,断了子孙后代的路,老百姓不会拥护;热衷于自我设计,为了自己升迁提拔,不惜与民争利,甚至牺牲群众利益的,老百姓不会高兴;那些沉溺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一贯私欲膨胀、喜欢中饱私囊的,老百姓更不会答应。

  我们党选用干部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是人的立身之本,对各级干部来说,德是为官之魂。德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衡量干部的德,还应有更高层次的标准。什么是官德?其核心是党性,党性的本质是为民,换句话说,执政为民是最大的德。官德在哪里?不在光环闪耀的锦旗奖杯上,不在对上对下的夸夸其谈中,不在铿锵响亮的口号里,而在百姓口碑里、民意闲谈中。

  干部之德在为民,考德自然也需问民。这当然有赖于必要的程序、科学的方法、合理的标准,但关键还是要到老百姓中去,听听他们怎么说、怎么看,让他们称一称、量一量。凡是经不起实践、历史、群众检验的政绩,不是好政绩;凡是群众不喜欢、不满意的干部,不是好干部。

  公道在人心。群众有自己的评判和选择,该忘记的忘记,该铭记的铭记,谁也无法左右。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刻意求名、华而不实的往往被人遗忘,不图虚名为民干事的反而声名远播。胡锦涛总书记讲得好: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法则和执政规律。

防止“地沟油”反弹仍有硬仗(人民论坛)

清唱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13日   04 版) 

  “已基本摧毁'地沟油’主要犯罪网络!”“'地沟油’犯罪对人民群众食用油安全的现实危害得到有效遏制!”12日,公安部最新发布的这一消息令人振奋,也让我们揪着的心终于放松下来。

  侦破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犯罪案件12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700余名,查实涉案油品6万余吨;打掉涉及全国28个省份,集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销售等多环节于一体的制售“地沟油”犯罪网络60个……这些数字,既让人们震惊于“地沟油”犯罪的规模之大、罪恶之深,也看到了全国公安机关这段时间重拳打击“地沟油”犯罪的坚定决心和辉煌战果。

  高压严打下,我们的食用油安全开始得到保证。然而,如何防止“地沟油”犯罪反弹,让“地沟油”彻底远离餐桌,任务仍然艰巨。

  “地沟油”犯罪的主要源头、犯罪网络和利益链条虽已受到重创,但暴利诱惑下,很难保证没有人铤而走险,甚至是“风头”过后重操旧业。打击“地沟油”犯罪行动能否常抓不懈?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这一“毒瘤”能否彻底切除?需要拭目以待。

  按照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结合“地沟油”犯罪暴露出的管理问题,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堵塞漏洞,健全长效机制,争取从根本上、源头上切断“地沟油”流向餐桌的渠道。然而,没有了“地沟油”,也可能会冒出“地沟水”、“黑沟鱼”。管理部门能不能举一反三,主动及时地查找危及食品安全的因素,与时俱进地完善食品安全检测标准,避免重蹈明明是“地沟油”却仍然“检验合格”的标准尴尬,让犯罪分子及时受到法律制裁,同时充分发挥事前监管的作用,把对群众的伤害减轻到最低?

  在已查明的“地沟油”犯罪案件中,有些企业“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生产生物柴油的幌子,举着环境保护的牌子,把“地沟油”销往餐桌,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荡然无存。殊不知,这种责任的缺失,既害人也最终害己,你生产的有毒食品害了他人,他生产的假劣药品也有可能伤到你。这样的“恶性循环”能不能随着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而终止,甚至形成一种诚信经营的“良性循环”?

  而在这次公安部“地沟油”摧毁行动中,人们发现,“人民战争”是关键法宝。正是群众积极向公安机关“通风报信”,对摧毁“地沟油”犯罪网络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大的“地沟油”犯罪网络被“端”了,但还可能有一些隐藏较深的小“地沟油”犯罪存在;“地沟油”犯罪被遏制了,但还有可能死灰复燃,更何况,还有其他危及食品安全和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这尤其需要“群众的眼睛”与“群众的力量”,只有积极参与起来,让违法犯罪活动难以藏身,你我的食品安全和人身财产才能得到更好保护。

  “地沟油”风险暂时距我们远去了,但食品安全的警钟需要长鸣,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行动不能松劲……

 

“城市家书”掀起的暖流背后(人民论坛)

杨成林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12日   04 版)

  数千封情真意切的“家书”,上万条大大小小的建议,各级部门一连串的“下访”和现场办公……最近在辽宁大连,广大市民与城市管理者之间持续不断的热线互动,在这座冬日的海滨城市卷起强劲的暖流。

  城市,本是人类“抱团取暖”的所在。人们共同聚集在一起,支撑起和谐共生的城市文明。现代化的演进一面赋予城市更多的繁华,一面又无情消解着人与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热度。“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罗大佑的一首《鹿港小镇》,唱出了现代都市人的怅惘。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寻找凝聚人心的力量,增进市民的归属感和向心力,成为城市管理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大连你好,见字如面。”一封封“城市家书”让人惊喜地发现,尽管随着人口的扩张,城市管理时常捉襟见肘;尽管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尽管“人情淡漠”的感慨不时带来困扰,可一旦提供一个“出口”,市民对城市的深情仍会情不自禁地涌流。

  “城市道路建设,我也想提点意见”,“请珍惜城市独有的老建筑”,“愿足球之城的名片永远靓丽”,“我爱大连,从未离开”……从退休老人到“80后”大学生,从产业发展、文化教育、城市建设到环境保护、市民生活、交通管理,“每封来信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我们这座城市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正是通过你们这个平台传递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体会到了这座城市大家庭的团结和温暖”,大连市委书记唐军在他的“家书”中道出了城市管理者的欣喜。“民心可用”,这是社会管理最应依靠也最可依靠的资源。

  “民心可用”的前提是“民心须敬”、“民意须从”,而敬民心、从民意的正确方法,是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我们强调社会管理创新,但一切创新手段和方法的根本,还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我们说,大连“城市家书”这一新形式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营造了畅所欲言的氛围,实现了城市管理者与市民的良性互动;而深想一下,它不过是“人民来信”这一传统方式与新时代背景结合的产物。善于从传统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厚的政治资源,把传统手段用好、用足、用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

  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破解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上下同心、凝聚共识,而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核心是要解决民生问题,关键是要让百姓满意。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试想,如果大连所做的只是“空对空”的大讨论,如果没有与“城市家书”相衔接的深入基层、为民解忧,没有活动开展以来帮群众解决1.2万余个实际问题作依托,“城市家书”又怎么可能引发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化作席卷一座城市数百万市民心灵的暖流?

  “城市家书”是大时代的小篇章,是城市居民和社会成员对自身状况、愿望、情感的书写。更仔细地倾听,更真诚地互动,更顺畅地表达,每一座城市都能营造出和谐共赢的环境,每一寸土地都将凝聚起建设更美生活的力量。

道德建设需要“讲、议、行”(人民论坛)

宣 言

《 人民日报 》( 2011年12月06日   04 版)

  道德建设为人民生活提升幸福指数,为国家强盛提供精神力量。道德兴则民心齐,道德兴则国运昌。在我国经济转型、社会转轨过程中,人民群众热切呼唤良好道德风尚,人民群众中也蕴藏着道德建设的巨大热情。近年来,江苏常州等地通过开办各类“道德讲堂”,讲身边故事、议现象行为、行爱心善举,吸引群众主动参与、自觉实践,营造了浓厚的道德建设氛围。这是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一个好载体好方式,值得各地借鉴。

  道德规范要经常讲。道德规范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道德规范离不开言传,需要经常讲。话不讲不清,理不讲不透。经常讲,就是用百姓的话,用身边的事,讲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基本道德规范,讲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尊道贵德,利人利己;败坏道德,害人害己。只有经常讲,晓之以理,才能让大家明白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在耳濡目染中晓理明义、崇德明礼。只有经常讲,动之以情,让大家乐于听、听得懂、听得进,才能记得住,入耳入脑入心,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境界、厚德端行。

  道德标准要反复议。常言说得好,“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标准是尺度,不辨不清;价值标杆是导向,不议不明。道德标准价值取向重在身教,需要反复议。反复议,就是经常评议“身边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点评道德现象行为,在交流探讨中明晰标准、明辨是非、明确取向。只有反复议,让思想交流交锋,在辩论中解疑释惑,在评判中扶正祛邪,才能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什么是必须抛弃的腐朽观念,进而明确立言立行的价值标准。

  道德养成要践于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建设是内化于心的养成工程,更是外化于行的实践工程,最终要落实到每个人的具体行动中。践于行,就是善于发现和学习“身边好人”和“平民英雄”,用“凡人善举”共同传递道德的力量,让来自身边的感动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只有践于行,让更多的人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积小德为大德,积小善为大善”,才能形成正确导向,形成和谐氛围,形成文明风尚。

 

领导干部要“始终装着问题”

蔡建华

《 人民日报 》( 2011年09月22日   04 版) 

  有人问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您脑子里都装着什么?”爱因斯坦回答说:“我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矛盾无处不有,问题无处不在,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始终装着问题,折射出的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责任。

  始终装着问题,首先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人力胜天工,只是每事问。问题,是推进建设发展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矛盾和疑难之事。是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是衡量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工作标准、领导方法的重要标志。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的显而易见,有的深藏于复杂的表象之中,有的则通过别的形式反映出来,只有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增强洞察问题的敏感性。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经历一个时间过程,越早发现则问题越小,越晚发现则问题越大,解决的难度就越大,甚至会吃大苦头。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善于发现问题。判定一个领导干部有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就看他能不能主动正视问题,积极揭露问题,老实对待问题。

  始终装着问题,关键是要思考问题。人因思想而站立,思想因问题而升华。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思考越经常,思想越丰富;思考越具体,思路越清晰;思考越深入,决策就越科学正确。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思考问题,不善于思考问题。究其原因,有的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出不了思想,拿不出思路;有的精神状态不够振奋,心浮气躁,斗志消沉,热衷于迎来送往,精力不集中,没有心思思考问题;有的思想作风不够端正,要么嘴上喊着问题,本上写着问题,就是不用心思考问题,要么只盯着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问题,不愿触及深层次的问题。不思考问题,就装不下问题;不深入思考问题,就把握不了事物的本质规律。如此,工作要开展得深入也难,决策要做得对路也难。

  始终装着问题,核心是要解决问题。古人云:“为官避事平生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领导干部居其位,就要谋其政、尽其责。首先就要牢固确立发现问题是水平、汇报问题是党性、指出问题是责任、解决问题是政绩的观念。其次则要敢于亮剑,亮剑一靠能力素质,要拿得出解决问题的招数,二靠党性原则,要有敢于出招的勇气。时下一些单位的难点敏感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更多的不是拿不出招数,而是不愿、不敢出招,怕负责任,怕担风险,怕一旦决策之后问题解决得不好,会给自己的形象和前途带来不利影响。只有抛开私利、直面挑战,才能把重大问题研究好、敏感问题处理好、棘手问题破解好。

  树立问题意识是思考问题的前提,善于思考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解决问题是根本目的。领导干部只有脑子里始终装着问题,才能保持清醒头脑,把握事物特点规律,善于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直面问题要勇气更要能力

郑锦铭

《 人民日报 》( 2011年09月16日   04 版) 

  在一些地方,有的领导干部忙于交际应酬,对具体工作不管不问,出现问题时一头雾水,搞不清楚状况。有的面对问题时“打乒乓球”,互相推诿、躲躲藏藏,把新问题推成了“老大难”。有的则“和稀泥”、“纸包火”,能拖则拖,把小问题淤积成了大问题。其结果是直接导致领导干部乃至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丧失。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矛盾和问题有所增多。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矛盾的出现反而是解决前进障碍、推动发展进步的重要契机,历史正是在问题和矛盾的不断产生与解决的循环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出现问题就怕得不得了,不敢正视,不敢直面,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和心胸。

  是否敢于直面问题,是一个态度问题,更是一个能力问题,有时候能力甚至决定态度。因而,在端正面对问题的态度时,着眼于建树直面问题的能力很有必要。

  敢于直面问题,首先就要有面对质疑的承受能力。承受能力源于面对问题时的底气,而底气则取决于对待工作“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事业心、责任感。作为领导干部,在任何名利的诱惑下都要身正影直、清正廉洁、拒腐防变,确保不做问题的“典型”和“源头”。在复杂紧急的情况下,都要“每临大事有静气”,确保头脑清醒、不自乱阵脚。而在祥和安宁的环境下,应当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只有这样,才敢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大方方站出来”,才敢于承受各种可能的质疑,做到“心中有数、底气充足”。

  直面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准确到位的分析能力。解决问题就像大夫看病一样,前提是要对“顽疾”有正确的判断,知道病症出在什么地方,缘于什么诱因。这种能力的基础,在于平时工作中对权力责任清楚于脑,对办事方法和手段烂熟于心,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走向“把好脉”。而在抓重大工作、处理重点难点问题时,对一些薄弱环节和不太起眼但事关全局的“关节点”不放过,更多着眼于制度机制的建树,做好预防和准备。如此,当问题出现时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症结所在”,保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直面问题,不能没有掌控大局的谋划能力。有的领导干部在处理棘手问题时,往往“拆东墙补西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慌不择路”。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全局意识,找到了“点”但顾不了“面”,以致顾此失彼,使工作陷入被动。只有站在全局高度,冷静分析问题性质和来源,弄清问题是否有倾向性、普遍性,准确评估损失程度和影响范围,防止问题“蔓延开来”,同时杜绝“早完早了事”的想法,着眼于从根本上、系统地解决问题,才不会“按下葫芦起了瓢”,才有问题“攻克一个、解决一片”之效。

 

 

提拔了 该感谢谁

何亚星

《 人民日报 》( 2011年09月13日   04 版) 

  近日,一名新升职的干部提着礼品到一位领导家里感谢“提携之恩”,谁知这位领导不但婉拒了他的“好意”,还语重心长地说:“这是组织决定和群众认可,要谢你就感谢党,感谢群众。”这番话耐人寻味、意蕴深长。

  当前,各地的换届工作正在展开,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提拔了又该感谢谁呢?这位拒绝“谢恩私门”的领导掷地有声地给予了回答。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任何一名干部的成长,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培养、社会的熏陶、同事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正如陈毅元帅所说:“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被提拔重用,意味着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信任,这份恩情应该记在党和群众的头上,应该更加昂扬地奋发工作,更加谦虚地孜孜学习,更加热情地对待群众,更加严格地约束言行。

  然而,在个别单位和领导干部中,存在“谢恩私门”的现象,有的把职务升迁看成是某个领导的“恩惠”,对领导感恩戴德,投桃报李,而把组织的培养和群众的信任抛在一边;同时,有个别领导干部以“恩人”自居,认为“你是我提拔的”、“我是为你说了话的”,把下属的升迁完全归功于自己。

  “谢恩私门”者,除了人之常情外,还隐藏着私心,就是希望得到领导的更多青睐和额外关照。“贪天之功”者,冒领了党的情,容易让群众误以为靠组织不如靠个人,干工作不如找关系。两者相互依附,推波助澜,颠倒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玷污了上下级之间纯洁的同志关系,实质是把组织行为当成个人“恩惠”,把同志之情异化为人身依附。如果任之蔓延,容易形成小团体、小圈子,滋生腐败现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虞舜不逢尧,耕耘处中田。太公未遭文,渔钓泾渭川。”不可否认,一个人的成长进步,确实离不开领导的关心、赏识和厚爱。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作为部属当然要对这样的领导心存敬意,但不能将“恩典”完全归功于某人。作为领导,也应把举贤荐能当作分内之事和应尽义务,“苟得其人,虽仇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不拘一格地选才荐才。

  在这方面,“羊祜自焚奏稿”一事可以作为镜鉴。晋国大将羊祜率兵伐吴,后病重回朝,向晋武帝司马炎再三推荐杜预接替自己,然后将荐稿烧掉。晋武帝不解,问道:“举善荐贤乃美事也,卿何荐人于朝,即自焚奏稿,不令人知耶?”羊祜回答:“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取也。”他不想让杜预知道后感谢自己,因为这是国家的任命,不应感谢个人。 

  身正则影直,上廉则下端。克服“谢恩私门”的现象,需要各级党委端正选人用人导向,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需要各级领导热心荐才但又不慕虚名,不搞团团伙伙,让那些“攀龙附凤”者受到冷遇,断了“官念”,让那些“投资感情”者无机可投,无空可钻。

 

过度包装是一种浮躁

张铁

《 人民日报 》( 2011年09月09日   04 版)

 

马三立有个叫《偏方》的相声:某人浑身发痒,见路边有人卖止痒“家传秘方”,赶紧买了。一层又一层打开,拆了30多层包裹的纸,才露出两个字——“挠挠”。

  每近中秋,与这个段子类似的情节,总会上演。拆开雕花的印花的、木质的金属的盒子,去掉锦缎装饰、堆塑点缀,剩下拳头大两只月饼,让人有买椟还珠的冲动。这样的过度包装问题,多年一直未能解决,反而从月饼蔓延到酒类、茶叶甚至药品。

  包装也是推销手段,能提高商品附加值。包装豪华了,商品显档次,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对不少人,买月饼、送月饼是“公关行为”。包装精美、外观豪华,才有面子、显身份,才拿得出手。很多过度包装,正是生产者的逐利冲动和消费者的面子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

  市场的选择,背后有社会的心态。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脉资源”,礼物、礼节也就从表达情意、沟通感情的方式,变成一种利益的输送和交换。流风之下,即便是走亲访友的礼物,也难免以昂贵论斤两、以豪华论轻重,呈现出“浮夸”的状态。

  过度包装式的“浮夸风”,岂止吹在商品领域?有人名片印上20多个头衔,从董事长到顾问,包罗万象,被讥为“头衔通胀”;有人追逐名包名表名牌服装,全身上下奢侈品,人称“名牌崇拜”;还有人热衷于莫须有的各类奖项,交钱拿奖做宣传,追求“奖项效应”。

  一些地方建设中,也有此通病。或动辄“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甚至让半数市民都学说英语;或无中生有建设“月光之城”、“中国鬼都”,投资巨大规模空前;甚至从小说中的只言片语捕风捉影,衍生出西门庆故居、孙悟空故里等等噱头,大兴土木、大肆炒作。

  这让人想起上世纪初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拿金奖的故事。当时茅台酒装在深褐色陶罐中,较为简陋土气。因为自信酒好,参展者在陈列时摔碎了酒瓶,果然酒香四溢,引来轰动,成为“好酒不怕巷子深”的经典。

  然而茅台的金奖毕竟无法遮盖产业经济整体落后的窘境。此后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中国制造”对世界潮流的追赶,既有技术上的奋力打拼,也有对“一流产品,二流包装,三流价格”的观念反思。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这种原属进步的反思,一些富起来和渴望富起来的国人,开始以豪华、奢侈、精致的花边装饰自己的生活,进而走入“不求最好,只求最贵”、“不顾里子,只要面子”的误区,以“包装”吸引眼球,借“名牌”抬高身份。

  经验表明,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要摆脱功利浮躁的乍富心态,摆脱文化自信缺失、消费品位低劣的现状,需要一个过程。时尚、心态之类意识范畴的升华,较之物质基础的提升有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何况我们的物质基础尚且说不上十分坚实。如此情势之下,靠行政命令遏制过度包装,以观念引导推动务实发展,用意很好,也肯定有所助益,但长远的疗效,还有待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沉淀。只有真材实料的金奖茅台越来越多,真心实意的为民服务受到褒扬,真情实感的沟通逐渐成为人际交往的主流,所谓删繁就简、返璞归真,才不会只是“要求”。

 

“仓廪实”更需行道德

桑林峰

《 人民日报 》( 2011年09月06日   04 版) 

  近段时间,“最美妈妈”吴菊萍、“90后”孝女孟佩杰、“温州温暖”群体等一个个道德标杆,用自己的言行让传统美德在新时代闪光,给我们以灵魂震撼和精神洗礼。他们以实际行动启示我们,在物质丰裕的年代,社会公众更应知道德、守道德、行道德。

  中华文明绵绵不绝,其根在于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我国商代有“六德”:知、仁、圣、义、忠、和。春秋时期孔子提倡仁、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宋元时期形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现当代学者将中国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归纳为忠、孝、和、礼、义、仁、恕、廉、耻、智、节、谦、诚13个方面。这些道德力量不断传承,在新的时代依然灼灼其华。

  温家宝总理说过,“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在利益的诱惑下,放弃了道德修养,远离了道德准则。

  有的人缺少仁爱之心、正义之感。诸如“自己的父母不去赡养”、“老人跌倒无人敢扶”、“小孩落水围观者无人相救”、“歹徒当街行凶没人制止”等现象,时有耳闻。

  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政德的约束,背离了“政者,正也”、“为民、务实、清廉”等要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等荒谬的“雷人雷语”频出,产生了一些经不住权钱色的诱惑,甘愿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

  一些人为了挣钱,缺乏诚信,利欲熏心。部分商人为追求经济利益,采取卑劣的手段欺骗消费者,假冒伪劣横行,“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

  不知廉耻、善恶、美丑是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的毒瘤。德是根,物是花,厚德才能载物。当我们致力于经济发展时,遵循一种合乎道德的人际关系、政治操守、经济准则,是其中应有之义。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行道德。物质的丰富和精神世界的丰盈并行不悖,发展才能协调持续,社会才能和谐美好。从汶川到玉树,从舟曲到温州,一个个生命救援的故事,无不凝聚着道德战胜灾难的强大力量。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坚守高尚道德情操,让守望相助、团结友爱鼓满风帆,生活之舟才能驶向更美好的天地。

  道德是心灵的窗口,大道直行才是根本。践行道德,靠学习教育明德,靠舆论导向树德,靠自我改造立德,靠法规制度护德。这需要积极借助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力量,对善行进行大力传播,对恶行进行无情鞭挞,真正形成正气扬、邪气息的良好道德环境。

  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所在,不能坚守和捍卫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就会逐渐失去自我。只有大力弘扬孝、诚、和、廉等传统美德,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耻教育,严格道德规制,把道德修养积淀在血脉中,把追求高尚行为变成自觉行动,才能确保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和民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治治庸官

舒 炼

《 人民日报 》( 2011年08月19日   04 版) 

  干事业、谋发展,需要一大批经过实践锻炼和考验,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优秀干部,也需要整顿干部队伍,治治庸官。

  何谓庸官?就是那些暮气沉沉、能力平平,心懒、嘴懒、手懒、身懒,不想作为、不会作为的干部。近些年来,一些地方频频发生重大、特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庸官不懂得如何抓管理、抓安全生产,不愿意深入第一线指挥,不肯动脑、动手去解决事故隐患等问题。

  把庸官从岗位上拿下,是倡导一种“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导向。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是一种导向。把能者用上去,就能形成一种引人向上的力量;把庸者换下来,更能成为令人警醒的警钟。毫无疑问,这样的用人导向,对那些“混”字当头、得过且过、推诿扯皮、追求安逸的庸官,既是严肃的处罚又是深刻的教育,同时对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能者,也是极大的鼓励。 

  把庸官从岗位上拿下,是彰显一种“爱人才、给舞台”的正气。这种正气,给人才以温暖,给人才以用武之地,必将吸引众多的人才。相反,如果不爱惜人才,不给人才以舞台,那人才只能像韩信一样“跑”,这样留下的尽是庸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彰显“尊重人才、爱惜人才;量才为用,无才不用”的正气,是好事、大事,也是难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把庸官从岗位上拿下,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如果让庸官吃香、走俏,得势又得利,只会极大地挫伤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干事、干干净净为官者的积极性,让他们感到灰心、伤心和寒心。更为严重的是,还会扭曲是非观、荣辱观,使一些人产生迷茫与困惑,甚至效仿庸官,不谋事、不干事,好事揽自家、坏事赖人家、难事推上家、做事找下家。各级领导干部和组织部门一定要坚持原则,秉公用人,努力铲除滋生庸官的土壤,让庸官没有位子“庸”,没有地方“混”。

  今年是省、市、县、乡四级集中换届之年,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把那些“你想事,他扰事;你干事,他败事;你没事,他挑事;你成事,他坏事”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同时,把那些政治坚定、业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的老实官、有能力的官、干干净净的官选拔上来,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反对意见也是良药

高 岖

《 人民日报 》( 2011年08月17日   04 版)

 

  报载,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后,有记者问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教授回答:“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提反对意见,往往给人的印象是唱“对台戏”。即便是潘家铮,也如他自己所言,在三峡工程初始时,是“最听不进反对意见的”,“一听到有人说反对意见我就感到恼火”。而他之所以有了今天的感触,是“通过实践慢慢体会出来的”。正是由于反对意见的存在,才使得我们的决策更趋科学合理,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接近其本质。

  日常工作中,提反对意见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却被一些人视为做傻事,不合时宜。这也跟所谓的“好人主义”哲学有关,对上只报喜,不报忧;对下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对内只栽花,不栽刺;对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哲学的信奉者多了,我们能够听到的反对意见就越来越少了。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上级决定,一呼百应;开会研究,一致通过;选举任免,全票当选。而正是这种“完美”的背后, 很可能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埋藏着隐患。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事物的发展运动充满着矛盾。人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会受到种种局限,因而充满曲折。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矛盾,本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反对的意见、批评的声音。

  一事当前,出现不同意见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能够涵纳不同意见的胸襟和底气。广开言路,把问题摆明,在多角度、多方位的论证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向,即使发生一些论争,又有何妨?三峡工程之所以顺利建成,发挥出预期的效应,尊重、倾听反对者的意见,对照反对意见,进行科学论证,使设计施工方案不断得到优化,对工程的建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所谓多一份反对意见,就多一份备选方案;多一份反对意见,就少一份片面和失误。

  从这个角度讲,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是一剂良药,使我们从不同的认知中,全面客观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权衡利弊得失,进行科学决策;反对意见是一块警示牌,警示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坚持做到认真负责,使工作的成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对意见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讲求科学,求真务实,善于进行换位思考,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上去审视问题,检查工作得失,不断修正失误,改进不足。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走向成功,我们需要党国同德、上下同心,社会和谐,但也需要包容和尊重不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