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图书馆邮编:六位读书人的六个十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西山新闻网 时间:2019/09/23 21:16:11

六位读书人的六个十年

何兆武:

改天换地的十年

一句话,1949年后的十年是翻天覆地的十年。中国的图书出版和阅读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1949年之前的书,主要分两种,一类是传统古书,四书五经之类,1949之后成了封建性的东西,除了特别有名的,大家基本上都不读了。另一类是西方的东西,包括五四新文学,因为主要受西方的影响,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也不能读了。

取而代之的主要是苏联的东西,一下子全出来了。主要是文学方面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禁卫军》,此外还有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我记的也许不准确,反正都是革命战斗的书。看的电影也是苏联的,唱的歌也是苏联的,排的剧目也主要是苏联的,女孩子穿衣服也学苏联的,这样才时髦,是“革命加时尚”。还有就是延安过来的书和节目,《白毛女》之类的。延安的一批文化人的书,一下子成了主流,大家都向他们学习。

其实对这些东西,中国大多数人都是不熟悉的,但是大家都很激动,也觉得很新鲜,通宵达旦地看,通过这些书来熟悉一个新社会新世界。要求进步的人都跟着看,有整整一代人——比我们下一点的那一代——都是从这些书中长大的,这很重要。看小说、电影,读书,绝对不是小事情,因为精神营养不一样,对个人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年轻时候接受的东西,一辈子就定型了,价值观念、精神状态、追求的东西、做人的方式、行为习惯,都不一样的。

大致说起来,我们是后五四一代,受的主要是西方的影响;比我们晚一点,建国后的这一代人,1930年代出生、建国前后读大学的,受的就是苏联的影响;再晚一点的,主要受的是文革的影响,精神面貌、思想观念、为人处事的方式,又不一样,他们现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吧;再晚些,文革之后的一代,也是另外一个样,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没那么多信仰,对于物质更重视了吧。

这个变化表现在大学教科书上。我们这一代是受西方影响的,读书时都直接用的英文教材,出国倒是很容易接轨。1949年后的大学教材就都是苏联的了,大家学俄语。到了1950年代后半期,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坏了,大学开始自己编教科书,很有自己的特点,不仅教科学知识,也教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这方面的教育很多。

既然是改天换地嘛,过去那一帮子人都不行了,不是反动资修,就是封建残余,总之都落伍了,出来了一批新的主流,红色革命,正统思想,教学上有了标准答案,思想上有了正统和邪说的区别。

旧的那一批人,也有新作发表和出版,主要是热爱新中国,学习经典的感受体会什么的,当时这一类的东西很多,正式出版的,私下交流的,都很多。我们老的是改造旧思想,新一代人没有旧思想可改造,就直接接受新思想。

革命图书中有很多是讲农村生活的,具体书名我不记得了。抗美援朝时,也出了些抗美援朝、批评美帝国主义的书,让大家了解时事嘛,四清、三反五反的运动,也会出反映这些运动的书,是小说,但重在教育意义。

学术书就非常少了,主要是革命建设,是改造思想,学术没地位了。没条件写,写了也没人看,大家都很激动很热情,没心思管学术研究。而且,新的历史书写方法也出现了,从阶级斗争的新的角度看整个历史,老一套的学术研究都过时了。

当时也有的年轻人思想有负担,认为整天搞这个那个,都是政治,不务正业了。于是就教育他们说,革命的需要就是大家的正业。看书也是这样,要革命,要进步。后来也不是很提倡读书了,运动很多,活动也多,大家都很忙。读书是清闲的事情,所以不读书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打开了,旧世界的东西要被淘汰。1949到1959这十年,学术文化界越来越革命,越来越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家才逐步重回正轨,反映在出版和阅读领域,就是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作品,重读五四新文学,也开始出版古书(发展到现在就有了国学热)。(记者 陈洁 采访整理)

1959-1969:读书成为区分身份地位的一种标识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普遍贫穷,穿麻儿窝(用麻编织的一种鞋子)的人就算是富有。那时,读书是一种奢侈。我的家乡北碚,号称重庆的文化重地,竟没有一家书店。虽然,因“四川船王”卢作孚先生早年的苦心经营,小城北碚建起了一座红楼图书馆和临街阅览室,让市民有了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去图书馆借书、阅览室阅读的人也是寥寥。读书,成为区分身份地位的一种标识,大字不识几个的普通百姓与之甚少干系。

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让我从小感到读书神圣。学校之外,我读书最多的时候就是跟着父亲生活之后。那时我不过10岁,父亲调往一所地处乡下的中学任教。父亲所在的教研室旁边就是学校的图书室,那里的女管理员每逢寒暑假都要回城里去,父亲为了假期中安顿好我们几兄妹,从管理员手中要来钥匙,每天把我们关进去,让我们任意在书海里吮吸。

没有见过那么多书:一排排高大的书架横竖排列,厚薄不一的图书挤得密不透风。每天一早,我们兄妹就取了钥匙赶往那里。先是沉迷于民间故事、神话小说和童话,什么乌兹别克民间故事、哈萨克斯坦民间故事,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克雷诺夫寓言,就是那个时候读的。后来,随着兴趣的变化,读书逐渐转向,先是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后来读《红楼梦》、《家》、《春》、《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儿女英雄传》,再后来对苏联小说着迷。印象中,那时除了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竟没有读到过一本娃娃书。可见,当时中国自有版权的图书不多。

记得,读小学四年级时,一次下课后边走边看苏联小说《海鸥》,让班主任老师发现,老师走过来,拿过书去翻了翻,惊讶地问:“看得懂吗?”那时,我就读的小学学生多是农村的孩子,即便是镇上小街居民的孩子也没有读书的条件。小街上既无书店,更无图书馆。有条件读书的孩子,全校难找出几个,我因此成了另类。时过境迁,老师满脸的惊讶,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主人公卡佳、费佳的名字,竟深深镌刻在我心里。那以后,《母亲》、《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团的儿子》、《恰巴耶夫》、《日日夜夜》、《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牛虻》陆续走进我的记忆。直到后来反右斗争,父亲被清洗出教师队伍,我才失去阅读的优厚条件。现在回想,我那是赶上了一个难得的读书好时期。

反右斗争以后,苏联小说渐渐淡出。在我就读的中学,同学们热议的读书话题是《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苦菜花》、《保卫延安》。在那同时,民歌、民间文学也成了我和同学们热衷的阅读偏爱。好在那时学校的图书馆已经拥有大量的图书;与学校一街之隔的区图书阅览室,报刊种类也达到丰富的程度。每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结伴去学校对面的北碚图书阅览室,翻阅报刊杂志,抄写民歌和新诗,《人民文学》和《萌芽》成了我们的最爱。

16岁考进中专,正是我身心成长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可面对的却是物质与精神营养的双重匮乏。饥饿之下,课外阅读悄然消失。在校一年,竟然没有看到一个同学捧读课外书。一年之后提前毕业去远离城市的煤矿,读书更成为奢望。但即便那样的条件下,我竟然能够从同学手里悄悄借到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据说那是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而特意出版,只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可不知同学从那儿弄到煤矿来。惟其因为来路神秘,借阅的要求也颇为苛刻:一天之内必须归还。为了一天之内读完,我竟然在一天劳作之后熬通宵。

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匮乏,让人饥不择食。一个月的收入仅有18元,我还能每月抽出几毛钱来买书。好在那时的书便宜,一本130页的《热风》才4毛8,一本246页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也不过8角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发行的鲁迅全集单行本,两年之内我全部买齐。读鲁迅成了我当时业余生活的主题,余下的时间就是从报纸上摘抄诗歌,我手头至今保存着当年抄写的两本诗集。这么多年过去,我却至今记得诗人闻捷的《我思念北京》中的诗句:“我是如此思念北京/像白云眷念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还有张志民的《秋到葡萄沟》诗句:“秋到葡萄沟/珠宝满沟流/亭亭座座珍珠塔/层层叠叠翡翠楼”。

文革开始了,所有可读的书都突然消失。新华书店只有三种书卖: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党史资料和政治类活页文选;鲁迅著作、《雷锋日记》、《欧阳海之歌》等“革命读物”;不带政治色彩的技术专著,比如《赤脚医生手册》。企业的图书馆,也不例外。造反派都去“抓革命”去了,剩下我们这些不革命的,就只有“促生产”。每天上班无事可做,我就去坚持每周三天开放的企业图书馆借马列著作。几年下来,竟然做了一大堆笔记,为以后成为企业理论教员打下厚实的基础。

不过,即便在那样的时候,我也不时偷吃“禁果”,悄悄借读“封资修”的书。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左拉的《劳动》,卢梭的《忏悔录》,斯当达的《红与黑》,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一双绣花鞋》都是那时偷读的。文革时期,读“封资修”的书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一次,同事上班时带来一本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神秘兮兮地让我翻了翻。却不料,还没下班,就有保卫部门的人找上门来,阴阳怪气地问今天上班看了啥书。我理直气壮地回答:“高尔基的书。”“这'尔基’不是个洋人吧?”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对方就高八度地吼叫:“苏修的代表,封资修的垃圾!”

“四人帮”倒台后,情形渐渐好起来。先是可以通过关系,借读到只有宣传部门才能购买和阅读的“内部书”,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完整版的《金瓶梅》,就是那时读到的。后来的《译林》和《新华文摘》,更是经常刊载国内外名篇,让人大快朵颐。卡夫卡的《变形记》、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是那时走进我的视线的。

文化禁锢的解除,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柏杨先生那本论“酱缸文化”的书在内地出版时,矿上一位小青年从重庆带回这本薄薄的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让人至今难忘。打那之后,中国的图书出版一天比一天开放,西方的文学、历史、哲学书慢慢被引进来,萨特、福柯,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哈耶克、凯恩斯的著作,大量进入中国。文学类更不必说,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唯美主义等书籍大量翻译引进。书店里,图书馆中,可读、能读、好读的书越来越多。每每走进书店,常有进入圣殿的感觉。(汪陵)

何怀宏:

饥渴年代的读书生活

“70年代”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个连贯而独立的年代。70年代中国的首尾是两个相当不同的生活世界,一般人所能接触到的读物有不少性质和数量的不同,尤其从承接和趋势来看是这样。大致以1976年划线,70年代前面的近七年是和文革的前三年、以至解放后的70年衔接;后面的三年多则是和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衔接(而我们还不知这一时期要伸展到多远)。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70年代”是20世纪中国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的年代,1976年是其间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的年份——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死曾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中千百万人的命运。

我是属于王安忆同名小说的“69届初中生”,进入70年代的头两年,正是我读高中的两年。那时和我一届的绝大多数初中毕业生都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锻炼红心”去了,我所在的莲塘中学读高中的这个班,大概是整个南昌市唯一一个保留的高中班。其时文革已经进入“斗批改”的阶段,在这高中的两年里,我们四十几个同学先是“学农”,农忙住到学校农场种了几乎一年田;后是“学工”,我们分散到各个工厂车间里,后又自办校办工厂,我当过钣金工、翻砂工,还做过更生灯泡(所谓“更生”,是当时一种简陋的使钨丝断裂的灯泡重新能够使用的办法:即融化灯泡玻璃表面打开一个缺口后,重新植入完整的钨丝后封口,抽走空气后可再用),后又装配小喇叭送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去。记得那时不仅几乎是无书可读,也差不多无暇读书。而年轻气盛的我们开始也还有一种“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的豪情,对书本甚至有一些不屑。

但书的确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虽然经过多次抄家、交书和处理(焚毁或回收到收购站重新变为纸浆),总还是会有漏网的;读书人过久了不读书,就还是憋不住,会想着法子、找出各种“理由”来读书(比如说“批判需要”)。到我读高中的后期,学校终于以“学文”为主了,上课也稍稍正常了。1972年初高中毕业之后我又当了一年搬运工,而我也幸运地有了几个好读书的朋友。我们常常交换书籍,或到收购站守候旧书,甚至偶尔有机会的话,铤而走险到封存的学校图书馆窃书(当时颇赞同鲁迅小说中的一个说法“窃书不算偷”)。最近看朱正琳兄的书《里面的故事》,他在文革中因窃书及和朋友一起交流事发,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而坐了四年多牢。我那时其实也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读书写作小组,试图独立思考,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和作品,我们没有被那张大网捕到只能说是侥幸。

1972年底我去塞外当兵,临行前一个朋友偷偷告诉我,他们有一笔从停办的大学“窃来的宝藏”。后来在我当兵的几年里,我的确得这笔“宝藏”之益不少,比如说四卷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那时读的。另外,我还从当时土左旗的文化馆,内蒙师范学院的图书馆等处,想方设法借过一些书。由于我曾在场站的报道组、理论组呆过,就有了不少读书的时间和堂而皇之的理由,也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翻译过来的内部书,还通过管理师部、团部图书箱的老乡战友读到一些书。而由于“批林批孔”,一些历史古籍也可以接触到了。然而,只要一回到基层连队,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读书了。

就这样断断续续,拉拉杂杂地挤时间读书,在我的“一个学术的回顾”中所载的1978年3月1日的日记里,我尝试整理自己的知识,试图问自己:我知道一些什么?下面就是当时的一个读书总结:

“自然科学方面——理论方面有一点简单的进化论知识,自然发展史的序列,生物进化,肤浅的天文知识,不巩固的初等数学知识,初中水平的物理化学知识,对新时代各门科学的互相渗透有一点了解,科学史读过丹皮尔的《科学史》,所读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是19世纪末的概括,虽然激动人心,但带有上世纪特有的某种独断,还读过一些科学家的传记,有一本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维纳的书也努力想读,但不是太懂,爱因斯坦只是二手材料的介绍。

哲学——看过文革前后编的几本教科书及哲学辞典,对辨证法、认识论、本体论、历史唯物论有正统的理解,学过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看过费尔巴哈和洛克等人的原著,逻辑学只看过一本苏联教科书,同时还有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看过几本教科书。

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许都可归入马克思主义(从上述的分类即可看出,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三个组成部分来分类的),因为我都是看这方面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面知识还包括:1.马、恩、列、斯的学说、生平:马、恩和列宁的两套选集我都细心地读过两遍,还包括选集之外的他们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以及一本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党史。2.毛泽东生平、思想:通读毛选三次,虽然仅最后一次接近于是研究,还读了文革时期出版的《红太阳文献》、《毛主席文选》等,以及各种回忆录,与斯诺的谈话等。3.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

历史——看过五本苏联教科书,二本中国编的世界近代史,一套美国编世界史,以及杜鲁门、甘地、尼克松、田中、希特勒、纳赛尔、戴高乐、希思、基辛格、福特等人的传记,《第三帝国的兴亡》、《勃列日涅夫传》、《格瓦拉传》、《和平的反革命》等等。读过中国通史,先秦部分印象稍深,以及《史记》、《论语》、《通鉴》一部分。

文学——鲁迅作品几全看过,还读了一些鲁迅生平的资料。印象较深的作家和作品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茅盾、柳青、峻青、杜鹏程、王汶石、杨沫、浩然等人的小说,郭沫若、郭小川、李瑛、张永枚等人的诗,民歌,杨朔等人的散文,《新观察》、《萌芽》、《解放军文艺》、《朝霞》、《摘译》等杂志。古典文学:《诗经》、《文选》一部分、一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外国文学:如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托尔斯泰、契诃夫、罗曼·罗兰、杰克·伦敦、高尔基、肖洛霍夫、惠特曼、裴多芬、海涅、《浮士德》、《九三年》、《德伯家的苔丝》、《当代英雄》、《牛虻》、《草原林莽恶旋风》、《苦难的历程》、《叶尔绍夫兄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日本沉没》、《战争风云》等。文学理论看过一本教科书,看过几套中国文学史。”

显然,这些书显得相当庞杂。1978年春夏我在部队在天津的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后回到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自己也有权管理一部分书籍了。这期间读了不少俄罗斯的文学作品。1979年春又到上海的空军政治学校学习,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书籍了,而且,也可以买到一些新印的外国文学经典了。但总的说,“70年代”对我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饥渴的年代,尤其是前面的五六年,这种饥渴感甚至到开始走向开放的1979年都还没有完全缓解。在那个时代,要读书首先得想方设法到处找书、也还得拼命找时间来读书。而今天从互联网上,随随便便就可以下载几千万字的读物到一部手机里,包括下载许多中外人文经典,这真是让我惊喜莫名:因为这就使今天哪怕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也不难得到丰富和优质的阅读材料了,也很方便私下保存。如此,人类未来是否不会再有一个知识禁锢和读者饥渴的年代呢?(何怀宏)

徐小斌:

我的八十年代

高考制度改革的第二年,我考上大学,但专业是我毫无兴趣的经济。我上的那所大学在文革期间变成了一个卷烟厂,当时刚刚恢复。有一架很茂盛的藤萝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月光下那架藤萝是美丽的。藤萝的淡紫色在月光下变成梦一样虚幻的色彩,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像空气一样消融,然后飘逝。这是一种可以自欺和欺人的色彩,年轻的大学生们,就在这架藤萝下制造了无数爱情陷阱——学财政金融的学生一样可以有浪漫情怀——因为当时是全民文学热,一篇小说就可以使人一夜成名。

时光进入1980年代,大学二年级,开了一门基础课叫做“汉语写作”,老师头一次上课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写命题作文,题目叫《暑假纪实》。结果,全班四十人他只给我一人得了优。我写的是杭州孤山放鹤亭,因为欣赏林甫的“梅妻鹤子”。(后来此文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的评语写道:“文章有才气,虚实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与不似之间或可解’……”此事在我们学院轰动一时。后来那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你是个潜在的作家。”翌年,我的一篇习作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了很精美的插图。

其实我的“写作”早已开始:多年以前,十七岁从东北第一次回京探亲,曾经野心勃勃地想写一个长篇,叫做《雏鹰奋翮》,(好笑的是,当时还曾经一度传为手抄本)一个女孩凌小虹和一个男青年任宇的故事,写得非常投入,写了大约有将近九万字,写不下去了。多年之后我重看这篇小说,真是奇怪我当时怎么竟会有这样的耐心,在单薄的片叶纸上写出这样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这篇小说应是我真正的处女作,可惜没有结尾。

第二篇小说获了《十月》首届文学奖,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个青年医生,后来医生得了绝症,在弥留之际,小女孩冒着大雨赶去看他,那医生却早已不认识她了。完全写小女孩的内心秘密,在当时那种社会语境下是非常特殊的——从此,我便穿上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了。

那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开了一道缝,正因如此,门外的景色看起来如此新鲜。那真是日新月异的时代,都市在变,校园在变,人们的观念更在变。法国画展来了,买票的队伍一直排到了灯市西口,在《马拉之死》的真迹面前,人头攒动,如果不是警察出动,被挤被踩太有可能。而时装方面大家共同经历了瘦腿裤、喇叭裤、直筒裤、萝卜裤、水磨牛仔裤、腿肚上系扣的水仔裤乃至领子上别小徽章、戴镀金项链和走私蛤蟆镜时代,终于皮尔·卡丹率先走了进来,流行色以它非黑非白、非此非彼的色彩散发着魅力。淡金色、银蓝色、橄榄绿色……正是色与色之间的过渡,构成了神秘的不可言说的美,让我顿悟文字也绝不应当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我开始写生平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准备投给《收获》。我被一种写作的激情啮咬住,它使我整天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每天都和小说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属于他们还是他们属于我,写到动情处,竟会趴在桌上大哭一场!当时我特别迷恋梅里美和茨威格,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放学之后,我和一个同样热爱文学的同学就那么饿着肚子一直聊下去,所有过往的路人都在看我们,在我居住的北方交大的铁道边。

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请我去上海改稿的电报。最有趣的是当时的老编辑郭卓老师手持《收获》为接头暗号在车站接我,后来李小林老师把我约到武康路她家里谈小说。她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着实令人感动。那一天的大事是见到了巴老。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我看着他和蔼的笑容,尽管内心充满崇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一句通常的问候也说不出来——我至今仍是个羞于表达的人,比起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惭愧。

总之,没有背景没有家世没有关系没有后门,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傻乎乎地凭着年轻的莽撞和笨拙的真诚,闯入了文坛。要感谢的,是那时的编辑,感谢他们在一大堆自然来稿里发现了我,说到底,要感谢的是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的纯粹。

八十年代是百废俱兴的年代,电影亦如此。法国电影回顾展开幕正逢我身怀六甲,却也骑着破车坚持看完了全部四十部片子,每天电影院门口都是比肩继踵,每天要无数次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有富裕票吗?——十年的禁锢让中国像一个饥饿的孩子,那么渴望尝到所有可以尝到的一切。而中国的电影革命似乎是从《一个和八个》开始,那时知道了有“第五代导演”之说,神奇的是我刚刚知道了这个,便与《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合作了一把。

片名叫《弧光》。是根据自己的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改编的。写一个被世俗社会认为疯了而实际上只是不愿因循传统思维的女孩子。张军钊导演把它推上了银幕。自小便觉得拍电影神秘,总想看看拍摄过程。开机那天在密云水库。三九天,水面结了很厚的冰。拍的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人声鼎沸的冰场。男主人公的目光追逐着女主人公,而寻觅到的却是一个外形酷似女主人公的女孩。为了增加声势,用卡车拉来了许多群众演员,那时每人劳务费只有两块钱,但大家兴高采烈,可能都和我一样想满足一下好奇心吧。那天是航拍。当直升机降到不能再低时,卷起一阵大风,呼啦啦倒了一片彩色遮阳棚,大家一片惊叹。所以后来镜头中的那些遮阳棚实际都是趴着的,只不过因为俯视角度看不出来而已。旁边一位电影界的元老哼唧着:第五代真能折腾,连航拍都敢玩!待到粗剪片出来之后,和导演一起看片子,直到结束,心中还在不断地怀疑:这是不是我写的那个《弧光》?然后想起陈凯歌让原作者、编剧阿城看《孩子王》时阿城的回答。他说:我拉的屎我就不看了。

《弧光》正式公映的时候是在1988年,当时我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任教。记得校长观后问我对学校有何要求,我毫不犹豫地说,希望能转到中文系,校长很痛快地答应了,就在一夜之间,我终于真正进入了我热爱的领域!

《弧光》的公映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位资深记者在《文艺报》发表重要文章,以《弧光》为例,认为影视改编普遍有歪曲原作之嫌,所举之例亦有《红高粱》等等,此文引起了一场关于影视与文学关系的辩论,最后不了了之。

1987年1月,第三届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京召开。那是真正的文学的盛会,相互久已闻名而终于谋面,是一种相当奇特的感觉。曾经有一晚,我们在扎西达娃的房间里唱了整整一夜歌,那时真是年轻啊,好像永远不会老……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之后,我开始了我的长篇处女作《海火》的创作。

《弧光》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海火》的出版均是在1989年。而那时,全民都卷入了另一场风波,待风波结束,九十年代已经开始了。

而在当下,随着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文学早已被边缘化,显然,作家们面临着新的选择。但我相信,即使是在读图时代,文学也是有希望的。正如埃来娜·西苏(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说,“希望”正是对文学的另一个命名,这一命名将把我们载向我们自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它的纯粹,它那象征性然而又相当具体的力量,它的宿命感,使它成为世上最美丽的语词,可能它并非语词,它只是一声叹息,或许还是一声遗憾的道白。(徐小斌)

许纪霖:

十年,读书界完成分化

对共和国来说,1989年到1999年这十年是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

共和国60年的历史,前30年可称为“毛泽东时代”,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时代,后30年广义来讲是邓小平主导的、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时代。改革开放30年中间的这十年,是一个转型时期,从理想主义社会转型到世俗化社会的过程。

1980年代的时代主题虽然从“革命”转向了“现代化”,但还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不是为了祖国的现代化,就是为了提高个人的知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中国社会迅速世俗化,开始出现了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对许多人来说,读书不再为寻求知识,而是消费与休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即使是寻求知识,也多是带有使用的目的,是那种技术性的、可以增加自己竞争能力的实用读物,而在1980年代非常流行的人文读物开始边缘化。

1990年代作为转型期的另外一个特点,乃是大量的翻译作品被系统地引进,从文学类到学术类,皆是如此。引进西学的工程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但80年代的翻译比较有限,零散,就那么几本书,大家读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一本在如今已经被人忘却的卡西尔的《人论》,可以印上几万册,成为畅销书。进入1990年代,国外各个学科、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以及文学作品,开始成系统地翻译引进,让人目不暇接,西方从古代到当代的各种流派的经典以及非经典作品和著作,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读书市场,中国的读书界全面与国际接轨。

对于读书界而言,这十年最明显的时代特征是:分化。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作为作者的人文学者身上,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尽管有像金观涛等的“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甘阳、刘小枫等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样一些不同的学术团体,但他们都属于共同的“启蒙阵营”,他们所面向的读者也是共同的——希望得到启蒙的知识大众。但1990年代的人文学者和作家分化为三类不同的类型:

一个是面向市场写作。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市场,出现了一批能够很灵敏地捕捉市场脉搏的作者,开始自觉地为市场写作。最早的是汪国真,尽管受才气所限,也没有对市场操练的意识,汪国真本人并不成功,昙花一现,但是继之而起的后来者——比如余秋雨,在面向市场写作这条路上走得非常成功。余秋雨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本身不是为市场写作,它是1980年代文化理想主义的世俗版形式,但余一旦发现这类文化大散文受到市场热捧,有广阔的读者群,他敏锐的商业头脑立即抓住了机会。他很懂市场,非常了解一般文化大众的消费趣味,其后面的写作,基本就是为市场写作。就1990年代的市场写作而言,汪国真是一个失败的先驱,余秋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一直红到今天。

第二个是面向媒体写作。90年代与80年代的不同是,大众媒体伴随市场经济突然涌现:报纸的副刊、评论版,需要大量的稿子和作者。这些作者一开始是兼职,后来相当一部分开始专业化,成为自由撰稿人。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具有社会的担当,试图通过公共传媒对公共事务形成影响。从精神上来说,他们继承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的传统。王小波是其中的典范。为什么王小波身后仍然那么受追捧?因为他代表了媒体写作者即“自由撰稿人”的精神:生活在体制之外,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第三种是面向学院写作。1980年代原来的一部分启蒙者到1990年代初开始回到学院,尤其到了1990年代末国家加大对大学体制的投资,大学教授的生活变得有保障,又收入不错,大量的文化人重归学院。学院到了1990年代开始加强规范化管理,学术研究与西方接轨,越来越规范化。在各种规范考核的导引下,学者们的写作不再面向大众,而是面对同行,这些同行少到几十人,多则上千人。学者们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只是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随着专业成就获得肯定,或者晋升压力的提升,他们也越来越与知识大众隔绝,成为标准的象牙塔人。

知识人的分化,不仅是写作的趋向,而且还有内在的更深刻的分化——思想的分化。前几年我领衔所做的“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发现通过1990年代几次重大论战,1980年代所形成的启蒙阵营,到1990年代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简单地说,1990年代上半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使得启蒙阵营当中人文派与市场派分离;1990年代下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使得改革阵营中分裂成自由派与新左派两大极端。而到了1990年代,各种各样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开始崛起。到了1990年代末,启蒙阵营完全自我瓦解,从此中国思想界内部再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在任何问题上都会出现尖锐对立的两种、乃至多种意见。这也导致了知识大众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知识结构和读书趣味的分化。各种对立的思想立场、知识类型和文化趣味,难以调和,无法对话。即使有的话,也是鸡同鸭讲。

总而言之,1989-1999年是中国读书界一个重要的转型界,也是一道分水岭。在这十年中,中国的知识界和读书界完成了巨大的分化。

作为这十年的经历者和参与者,我是这个时代的读者、作者,同时也是观察者。如果要问我这十年我个人的写作研究的变化,大概可以简单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

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思想界和读书界是异常沉闷的,我个人也发生了深刻的危机感。在1980年代末的启蒙运动中,我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一夜暴得大名,接连不断的写作和发表,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继续发展的方向在哪里?需要退一步海阔天空,暂时告别知识分子研究,回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从新出发,希望能在中国现代性变迁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中去理解中国知识分子。我开始再一次大量广泛地阅读,进行第二次学术积累。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这段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所分析的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价值迷失、特别是终极价值失落的问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开始意识到现代化并非1980年代那样,是一片玫瑰色的乌托邦,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在矛盾和紧张。于是我起意编一部《中国现代化史》。邀请了全国20多位思想有突破、也有一定学术积累的中青年学者,按照剑桥史的模式编写。《中国现代化史》在1995年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从现代化变迁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这部著作虽然现在来看有很多遗憾和不足,但在1990年代它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媒体的崛起和蓬勃,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领域的空间巨大。一度有两到三年时间我试图参与媒体写作,主要是社会与文化评论,通过它介入社会生活,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体现公共性的尝试。媒体写作有一个致命的诱惑力,读者的反应很快,传播范围广,但持续时间短。而且缺乏连续性和积累,有碎片化的趋势,无法形成深度的和整体性的观察与思考。就像波斯纳所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于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我记得在1990年代末,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我,都严厉地提醒我不要再写这类“报屁股”文章,要回到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给我最大刺激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当年我那些《读书》杂志文章的热心读者,有一次无意中对我说:“许老师,这些评论我们也会写,你应该多写只有你才写的出来的文章!”他大概未曾意识到,正是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让我痛下决心,回到知识分子的研究,重新从整体上思考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展的一些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思想、文化相关的大问题。在这些研究上,张灏先生的著作,就是那些后来编入《张灏自选集》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张先生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和中国近代思想的内在紧张性问题,他的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复杂性,在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之中,是罕见的。

在1990年代末,我连续做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其中有金岳霖、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系统清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何以可能的问题,另外还有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叶公超等人的研究,处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同时,借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一年的机会,我开始阅读大量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试图从更深厚的学理上来思考中国的大问题。那个时候,虽然哈耶克的著作大红大紫,但我以为他的古典自由主义方案无法解决中国的平等问题,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解决社会正义的两条原则,是一条可以兼顾自由与平等的新自由主义之路。

十年早已过去,但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我个人,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时期,一个承前启后的转型时期。(采访整理:韩晓东)

燕舞:

没有书评只有读后感

2000年9月,我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简称“华工”)新闻学专业,现任教育部长周济当时还是校长,他训话时反思最多的就是华工毕业生为什么出不了Leaders。

母校当时还有一些老先生:冯友兰弟子涂又光(纂有《三松堂全集》)头发花白,总强调教育只能定位于文化领域。深居简出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老,在2001年5月31日午后被“骗”出来,和来访的“中国MPA之父”夏书章教授对谈中国现代化。老校长杨叔子院士的博士生必须会背《老子》和《论语》前七章,他所强力推行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让我受益至今。

我迅速由一个活跃的听讲者变为学术精英的采访者,先后采访了黑格尔专家张世英先生、前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隆溪博士等,这些长篇访谈中的一部分发表于《东方》杂志和《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6卷)、《北大访谈录》。

在2002年3月号《东方》上,我曾发表过一篇《真诚的言说》,我矫情而又真诚的抒情可能成了此后人生的某种宿命:“我的理想状态是以'入世’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争得话语权力,在行动理念上又秉持'出世’的知识分子的良知。”

就像不能否认《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3月)让高二的我曾读得血脉贲张(今天当然会“成熟”到批评它充满民族主义情绪)一样,时至今日,我都不会忘记王小波、余秋雨、孔庆东等人对我的思想恩泽从高中后期延续到了大学低年级:《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6月)和《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0月)是那个年代对我影响至深的杂文。无可否认《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4月)等书在高中末期和大学初期对我的巨大影响。

此外,我还时常翻阅《九十年代文存》(林大中、孟繁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新潮学案》(夏中义著,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2月)和《学问中国》(赵汀阳、盛洪等著,1998年4月,江西教育出版社)。当时读《学问中国》中苏力教授那篇《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连文尾注释都做满笔记。

大学时多少有些桀骜不驯,课余真正读过和专业直接相关的只记得一本广州报人刘勇的《媒体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它关于《南方周末》等报纸的业内信息被我理解为一种高级八卦。让我后悔的是,直到毕业后好几年才读到那本案例性极强的《如何成为顶尖记者: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杰里·施瓦工茨著,曹俊、王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7月),这本书细致到教你如何正确使用直接引语。而《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王栋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那样提问精准而自信的书,如果我大学时多读几本就好了。

总体而言,大学四年我读了太多学术随笔和评介性文字——毕竟我最早初二就看过《读书》杂志,需要反思的是我所熟悉的仍是作为话题的学术,而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重版的《忏悔录》(1997年2月)、《西方哲学史》(2001年11月)、《理想国》(2002年5月)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等都只挑着读了一点点。

2004年7月,我去《新民周刊》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数月后经过一份时政杂志来到《中国青年报》并服务至今,大学时的阅读和写作已经形塑了此生我可能与书和文字打交道的道路。

2003年7月5日和8月30日,在当时的《深圳商报》副刊“文化广场”上,我发过两篇随笔《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和《最爱是细节》。前者涉及关于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9月)的读后感;后者撇开《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中大多数论者提及的“数目字管理”,却大谈妃子郑氏和万历皇帝的爱情,这种对细节的珍视在我毕业至今的阅读中尤显突出。

大学开启的“学者访谈”系列还在继续和扩展着,为做足采访功课也细读了不少书:洁尘《提笔就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张鸣《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夏榆《白天遇见黑暗》(花城出版社,2006年4月)、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

2008年3月底,我开始在《北京日报》“副刊·广场”上写一个专栏“月读报告”,其中《从爱荷华起飞》是我比较满意的一篇,我尝试着在3000余字的篇幅中将《三生影像》(聂华苓著,三联书店,2008年6月)、《大块文章》(王蒙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谈话录》(王安忆、张新颖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和《丁玲散文选》(武在平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等书比照研究,进而考察大陆作家30年来是如何借助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而“开眼看美国”的。

作一些不完全归纳,在2004年以来的阅读和写作中,我开始显现一些比较鲜明的阅读倾向:

一是特别密切地关注知识分子(作家)群落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关怀,在《八十年代:访谈录》(査建英主编,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之前两年,我就开始跟踪这本书,我不仅看重査建英访谈时的对等深度,更看重它所展示的1980年代大陆思想文化界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2004年毕业时,我计划写作的论文《中国当下公共知识分子与1990年代〈南方周末〉的关系》最终因时间紧张而搁置,但这种群落化的研究旨趣却是我念兹在兹的。而近年对旅美作家林达、薛涌的持续关注和阅读,最后化作了2004年11月16日在《南风窗》发表的《三代人的“美国”书写》,我把中国人近30年来美国想象的源头追溯到董乐山、董鼎山兄弟那里。

底层或者说“无名者”叙事是我重点阅读的第二个领域。这一兴趣最早源于《半张脸的神话》(王晓明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而李锐《太平风物》(三联书店,2006年11月)、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韩少功《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和关庚《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3月)等让我明白,更多的道德关切并不必然保证文本本身的品质。

毕业以来,就我目力所及至少以下作品的重要性还没被很多读者充分认识到:彭小莲《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边芹《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丘彦明《浮生悠悠:荷兰田园散记》(三联书店,2003年11月)和《荷兰牧歌:家住圣·安哈塔村》(三联书店,2008年7月),还有已故作家吴方的《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和《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东方出版社,2007年4月)。

这样举例永远只能是“据不完全统计”,我欣慰的是找到了非虚构题材和“历史”这个归宿。杨奎松教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天石主编“中国国民党史”之一,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明珂教授的一系列作品,都是这两年我特别喜欢的,当然也包括民间学者陈岱峻先生的系列作品。

临了画句号,我才发现,我越来越推崇的坐冷板凳的历史学家茅海建、杨国强等,竟都出自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门下。而我最大的变化,不过是开始梦想未来若干年从一个读者成为一个作者。(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