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机混凝土:共和国元帅:聂荣臻的非常之路(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西山新闻网 时间:2019/12/08 02:53:24
共和国元帅:聂荣臻的非常之路(一) 第一章迎着血雨腥风,拿起枪杆革命 第一节  从中山舰事变到“四一二”屠杀  1926年3月20日,是个星期天。  聂荣臻一早来到黄埔港码头,坐上小客船,驶向广州。  他要到广州去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  聂荣臻1925年9月回国,经上海来到广州。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同他谈话,分配他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当秘书,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兼任政治教官,又是黄埔军校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工作一直很忙。  为及时汇报情况和受领任务,他每周总要去广州一次。  这次,客船快要到广州市区了,突然对面中山舰上的水兵对客船厉声吆喝:“靠上来,靠上来!”聂荣臻乘坐的小客船只得靠了上去。  登上中山舰,聂荣臻看到甲板上已经有不少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  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气氛显得紧张。  聂荣臻问水兵,“你们为什么要扣人?”水兵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聂荣臻又问先被扣押的人,“不许说话,这也是上级的命令!”水兵说。  联想到近两天黄埔军校不断传闻可能要有事变发生,聂荣臻知道出事了,就不再说话。  好在时间不长,当天下午三四点钟,一个海军军官向大家宣布:“没事了,诸位都可以走了。”  下了中山舰,聂荣臻直奔中共广东区委机关。  他看到机关里只有几位看门的工友,说这里也曾经被军队包围,人员都疏散了。  晚上周恩来回来了,对聂荣臻说:早晨,得知广州市戒严,第一军中的许多共产党员遭逮捕,命令都出自蒋介石之手,就赶到造币厂去责问蒋介石,被蒋介石软禁了一天。  后来,陈延年、军委委员黄锦辉等也陆续回来了。  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出,中山舰事变完全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阴谋。  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越议越气,都主张反击。  周恩来说:2月份蒋介石就有反共苗头,同国民党右派勾得很紧,但没有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现在蒋介石能够指挥的就是第一军,第二军到第六军的5个军长都不会听他的,而我们在各军都有党代表。  即使是第一军,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  我们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分析。  聂荣臻补充说,黄埔军校中还有很多党、团员,现在在校的黄埔学生,大部分是同情支持我们的。  如果反击,他们会站到我们方面来,这是有把握的。  但共产党员最讲组织纪律性,究竟怎么办?大家同意要等党中央的决定。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变后,坚持要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在蒋介石的阴谋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  于是,聂荣臻于此时退出了黄埔军校,到中共广东区委任军委委员,同黄锦辉一起,协助周恩来工作。  当时军委的主要任务,是为北伐战争做准备。  为此,聂荣臻奔忙于国民革命军各军、黄埔军校等处,向这些单位派遣中共党员,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等。  5月上旬,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遣部队,途经广州。  聂荣臻陪同周恩来去独立团,接见连以上党员干部。  周恩来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努力北伐。  聂荣臻看到叶挺等与会干部,个个意气风发,甚为鼓舞。  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不久,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仍从事联络工作,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把下面的情况向上汇报,帮助北伐军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并沟通北伐军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因为要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汇报北伐军的作战部署,他先到了上海,再由水路经武汉、岳阳到了长沙,与北伐军汇合,并开设了军委联络点,积极开展工作。  一天,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来到军委联络点,问聂荣臻,你们究竟是要蒋介石胜利呢还是要他失败?要他失败很容易,因为整个北伐的军事部署都是我帮助制定的,要他失败,只要改变一下部署就成。  聂荣臻觉得问题太大,说,这不是我能答复的,我向上级报告。  他随即通过中共湖南区委,向在上海的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向中央做了报告,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聂荣臻到达长沙后,去见了叶挺。  听说独立团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很是高兴。  叶挺提出的主要困难是缺少干部、共产党员,一路上的减员还没有得到补充。  聂荣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汇报。  区委动员了一批工人、农民,补充给独立团。  8月下旬,叶挺独立团攻占汀泗桥、贺胜桥,逼近武昌。  聂荣臻得知喜讯,于9月初由长沙乘火车北上。  一路看到的战场上的惨烈情景,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汀泗桥、贺胜桥,他看到有许多吴佩孚部的士兵尸体,因为有大刀队督战,有的士兵不敢逃跑,就吊死在树上。  我们也牺牲了许多战士,同敌人的尸体倒卧在一起。  他佩服独立团的英勇,无愧于铁军的称号;也深信,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有工人、农民参加的军队,具有很高的觉悟和极强的战斗力。  由于武昌敌人凭坚城固守,北伐军数攻不克,反而先把汉口打下来了。  聂荣臻就来往于汉口、武昌之间,从事联络工作。  10月10日凌晨,独立团一部,摸黑架上云梯,攻进城去,打开了武昌城门。  聂荣臻就随独立团大部队,扒开城门口的沙包,攻进武昌城。  进了武昌城,组成了新的中共湖北区委军委,聂荣臻任军委书记。  办公地点就在武昌中和里,这是他亲自选定的。  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另一路北伐军攻克南昌、九江,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12月,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到了武汉。  面对这样好的革命形势,聂荣臻的工作更加紧张。  到达武汉的各路国民革命军,都要求补充干部和士兵,他力所能及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不过,他的重点仍然是满足第四军的需要,特别是叶挺独立团的需要,因为这是以共产党员占主导地位的武装。  聂荣臻把黄埔第四期的毕业生大部分分到了第四军。  其中林彪,就被分到了以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第二十五师。  但在大好形势下,也有令聂荣臻忧虑的地方。  有一次,他与蒋介石不期而遇,谁也没有理谁。  聂自不用说,蒋也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仰脸而过。  中央来到武汉,聂荣臻去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汇报。  陈对军事工作不感兴趣,只听不说。  联系到1925年9月由苏联回来,在上海曾向陈独秀汇报过在苏联学习军事的情况,陈也是不感兴趣,不愿意听。  党的领导人不重视军事斗争,尤其在中山舰事变以后,肯定不是好兆头。  到1927年3月,在各地共产党组织和工人农民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相继占领了包括杭州、南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蒋介石自感羽毛已丰,就积极酝酿对革命力量进行大屠杀的阴谋,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  聂荣臻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不甚清楚。  但他从周恩来的来电中,知道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后,反动军队与工人武装之间时有摩擦,预示着将有事变发生。  特别是4月9日国民党右派的“护国救党”通电发表后,他预感到一场大的反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为之忧心忡忡。
4月10日,蒋介石又宣布解散共产党人占优势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同一天,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等通电反共,要其党羽“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消灭共产党。  陈独秀也有些着急了。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同共产国际代表苏联人维辛斯基紧急赶往上海,弄清情况,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上海的反蒋斗争。  聂荣臻的任务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武装斗争方面的问题。  待聂荣臻一行到达南京,震撼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卧在血泊之中。  李立三、聂荣臻等于4月13日晚上到了上海。  到了赵世炎家里,了解了初步情况,以后又通过赵世炎,找到了周恩来。  到上海后,聂荣臻遵照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着手在工人纠察队中进行工作。  在同工人的接触中,他逐步知道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经过情形。  在事变中,数以万计的游行群众,被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马路被鲜血染红,惨绝人寰。  随后蒋介石在全上海疯狂地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行动全面展开,上海总工会被封闭,上海的中共各级党组织全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  4月16日至18日,由周恩来、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主张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先讨伐蒋介石,再进行北伐。  聂荣臻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陈独秀对此没有表态,仍在谋求同蒋介石妥协。  4月下旬到5月上旬,聂荣臻住在颜昌颐家里,协助周恩来,将幸存的工人纠察队员转入秘密状态,隐藏好枪支弹药,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对牺牲和被捕的工人纠察队家属进行救济。  5月中旬,聂荣臻同周恩来一起,秘密乘轮船溯江而上,回到了武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聂荣臻对蒋介石的认识,从封建把头、反动政客,上升为反革命阴谋家。  蒋介石两手都拿着刀,凶狠残暴,对待这样的敌人,革命者也只有拿起刀,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使中国革命免遭厄运。  这就是在中国大革命的困境中,聂荣臻得出的结论。  5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部,由周恩来任部长。  湖北区委军委并入军事部,聂荣臻任周恩来的助手,同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一起,协助周恩来,对军队进行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指导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广东、湖南两地的农民运动。第二节  在南昌起义中(1)  “四一二”政变后,中国的政局犹如黑云压城。  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进行大屠杀,一周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二百多人,被捕二千多人。  其中熊雄、萧楚女、刘尔崧等,都是聂荣臻熟悉的战友。  接着,云南、四川、山西的军阀,纷纷通电反共。  5月中旬,军阀夏斗寅率部偷袭武汉,被叶挺率部击溃。  5月21日,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一百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6月上旬,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在共同反共问题上达成协议。  至此,共产党想依靠汪精卫反击蒋介石的愿望,事实上宣告破灭。  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领导,排除了陈独秀,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主持中央工作。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公开准备政变,因此,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7月15日,汪精卫宣布了《取缔共产党案》。  随即在武汉大肆逮捕共产党员。  7月中旬的武汉,空气潮湿闷热,有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在武昌中和里中央军事部的办公室里,聂荣臻等几名军事部的干部,冒着酷暑,日夜紧张地期待着党的指示,下一步如何行动?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革命青年,个个热血方殷,盘马弯弓,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  一个漆黑的夜晚,周恩来来到军事部办公室,对聂荣臻等说,刚才中央已经决定,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阴谋,要组织武装起义,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以我们党所能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基础,争取联合张发奎,打回广东去,进行第二次北伐,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另外,共产国际指示,要我们党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贯彻这个意图,也需要组织武装起义,才能够落实。  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由我负责。  军事部的同志,要组织个前敌军委,立即赶到九江去,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前敌军委由荣臻、贺昌、颜昌颐你们3位组成,荣臻同志为书记。  聂荣臻内心很激动,但仍然在冷静地思考着如何完成好任务。  他向周恩来提出了两个问题:一、起义的大体时间;二、传达的范围,是全体党员,还是担任一定职务的党员。  周恩来说,起义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但一定要等中央的决定。  传达的对象不能太宽,否则容易泄密,只传达到担任连长以上职务的共产党员。  临了,周恩来告诉聂荣臻,过几天我就去九江。  刘少奇同志正在庐山养病,你抽时间把中央的决定也告诉他一下,要他有所准备,注意安全。  当时武汉到九江,只有水路是捷径。  第二天一早,他们直奔轮船码头,赶上了8点钟的头班轮船。  当天下午,船到九江,聂荣臻等上岸后找到了叶挺的司令部,当即向叶挺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紧接着,本着中央关于疏散党的干部,以保证安全的精神,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也先后来到九江。  他们大多也住在叶挺的司令部。  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就在叶挺司令部所在地开了个碰头会。  会议由谭平山主持。  李立三是中央常委之一,先发言。  他说,现在武汉形势紧张,中央决定我们紧急疏散到这里,下一步要组织武装暴动,究竟怎么个搞法?中央没有赋予我们这方面的任务。  然后他问聂荣臻,你是军事部的,你说说暴动该怎么个搞法啊?聂荣臻把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大体说了一遍。  随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大家对汪精卫勾结蒋介石,公开反共极其气愤,拥护中央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  有的说,中央想联合张发奎,恐怕是幻想,张发奎吹捧汪精卫这么起劲,能跟我们一起搞暴动吗?他至今徘徊在武汉,迟迟不东进,就说明了他的态度。  有的说,对回广东,张发奎有积极性,但他的本质是反动的,即便到了广东,迟早也会与共产党对立,反对革命。  与其如此,我们不如现在就抛弃张发奎,争取联合贺龙的第二十军,进行暴动。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李立三主张立即发动起义。  他说,既然起义的意图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聂荣臻说,不这么简单,我们来的时候,任务是做好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很重要。  李立三说聂荣臻是奴隶主义,胆子小。  聂荣臻说,临来,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怎么是奴隶主义、胆子小呢?!李立三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聂荣臻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最后,大家还是同意要等中央的进一步指示,同时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聂荣臻、贺昌、颜昌颐忙于继续找连职以上中共党员谈话。  李立三、邓中夏上了庐山,找到瞿秋白,要他回武汉向中央报告这次碰头会的意见: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争取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  7月23日,贺龙率第二十军到达九江。  由谭平山与贺龙谈话,试探他的意见。  结果,贺龙很热情,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拥护武装起义。  聂荣臻等得知消息非常高兴。  在这期间,正在庐山休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为了回国后好向斯大林有所交代,捎信来,要了解武装起义的计划。  于是聂荣臻上了趟庐山,向鲍罗廷作了汇报,由张太雷翻译。  鲍罗廷只是听,没有表态。  回来的时候,聂荣臻通过林伯渠的弟弟林祖烈,找到了因患肺病而正在庐山养病的刘少奇,告诉了中央关于即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要他有所准备,注意安全。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自己的武装,在南昌举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这一天,也是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日子,在周恩来领导下,新中国的10位元帅中,就有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7位参加了南昌起义。  根据中央的指示,叶挺、贺龙率部离开九江,沿南浔路向南昌开拔,于27日到达南昌。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对聂荣臻说,我要到南昌去组织武装起义,在马回岭,还有第二十五师,要想办法把这个师的全部或大部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另外,还有准备参加起义的后续部队,像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武汉军校的一部分学生,以及一些零散人员,将陆续来九江,你们负责通知他们,赶到南昌去。  聂荣臻提出,现在通信联络工具都没有,利用民用电报怕泄密,南昌什么时候动手还没有定,我们怎么联系?周恩来回答,我们在南昌一动手,我就发一列空车来,说明南昌已经行动,你们就把拉出来的部队装上列车,向南昌开进。  7月27日,周恩来等去了南昌。  聂荣臻又在九江停留了两天。  他权衡了一下,拉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在所受领的任务中,是最困难的任务。  于是他决定,留贺昌、颜昌颐在九江完成联络任务,自己则赶往马回岭。  他判断第二十五师的3个团中,七十三团、七十五团是在叶挺独立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七十三团的军官,从上到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士兵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拉出来参加起义不成问题。
七十五团团长是张发奎的亲信,但营长以下的军官,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实际领导这个团的是一营副营长、团的中共党组织书记孙一中,把这个团的大部分拉出来参加起义,也不成问题。  七十四团是新编的部队,中共党的基础比较薄弱,能拉来多少,只能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据此,聂荣臻一到马回岭,立即找到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孙一中。  他们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聂荣臻跟他们很熟,在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后,共同商定了拉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的步骤:首先是扩大关于武装起义的传达范围,由连长传达到排长。  七十三团,由周士第负责组织整团起义。  七十五团,由孙一中负责组织起义,因为这个团驻在马回岭以北几十里的黄老门,又与师部在一起,为免打草惊蛇,所以撇开团长和团部人员,3个营的部队参加起义。  七十四团,只有重机枪连连长是共产党员,就把这个连拉出来参加起义。  起义以野外军事演习的名义进行。  七十五团3个营先到马回岭集中,然后以七十五团、七十四团重机枪连、七十三团跟进的行军队形向南昌进发。  为防止敌人追击,在马回岭车站以北构筑简易阻击阵地,由七十三团派一个营断后。  经过周密部署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孙一中分头行动,夜以继日地工作。  聂荣臻几乎两三天没有合眼。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马回岭的两三天里,工作是很紧张的。  进一步扩大了起义的传达范围,多次进行个别或集体谈话,动员做好起义准备。”  8月1日凌晨,南昌响起了起义枪声,到当天黎明时分,约两万多起义军,经激烈战斗消灭了南昌城内的国民党军三千多人。  8月1日早晨,七十五团3个营由黄老门步行出发,于中午到达马回岭。  恰在这时,南昌一列火车来到马回岭车站,聂荣臻喜出望外,他下令部队按预定计划采取行动。  起义部队正在登车,还没有登完,由九江方向来了一列火车。  隔着一座铁路桥,聂荣臻清楚地看到,车厢里走出来的是张发奎。  他站在车厢门口大声喝问:“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聂荣臻立刻意识到,南昌正在行动,不能让张发奎过去,也不能让他跟第二十五师的起义官兵多纠缠。  于是,命令跟在他身边的李排长喊话,要张发奎的列车立即往回开,不开,就向空中鸣枪。  李排长大声喊话:“你们的列车必须立即往回开,否则我们要采取行动!”张发奎还想纠缠,说:“回广东,要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不能擅自行动。”  “要回广东,我们一起回。”  等等。  聂荣臻果断命令,“放!”李排长的一排人,随即一个齐射。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紧张对峙的空气。  虽然子弹是向空中飞的,但张发奎已吓得魂不附体,立刻跳车,往北落荒而逃。  事后知道,李汉魂等也在那列火车上,同样跳车逃跑了。  张发奎的卫队营当即被缴械。  赵义部队继续登车,来到德安车站,再往南,铁路遭破坏,只得弃车步行。  这时,张发奎派了个参谋,拿着张的亲笔信来见聂荣臻。  张发奎在信中要求将他丢在车上的望远镜还给他。  聂荣臻考虑到,中央原来仍有联合张发奎打回广东去的想法,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所以把望远镜连同卫队营中不愿意参加起义的人,都还给了张发奎。  德安到南昌七十多公里。  聂荣臻一心想尽快赶到南昌,起义部队也人人热情很高,他们急行军十多个小时,8月2日黎明时分到了南昌。  聂荣臻又渴又累,在南昌城边买了个大西瓜,一口气吃掉了一多半。
然后进城,聂荣臻在一所学校里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说,把第二十五师基本上拉出来了,非常高兴,连声夸奖:想不到,想不到,你们干得好!聂荣臻得知南昌城里起义军取得的辉煌胜利,看到满街标语,人们喜气洋洋,一派革命生机,也感到特别高兴。  前敌委员会决定,把聂荣臻拉出来的部队,补充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编成3个团,仍称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任师长,总人数约五千人,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第二十五师和叶挺兼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加上蔡廷锴为师长的第十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为军长,聂荣臻为党代表。  8月3日,起义军开始南征。  8月的暑天,南昌地区气候闷热异常,起义军一路上疲惫不堪,沿途疫病和自动离队的人数不少,大炮等重装备全部抛弃,许多武器弹药也丢掉了。  8月7日到达临川时,起义军已由出发时的23万人减为不足15万人,实力损失了1/2以上。  8月下旬,壬田、会昌两战,起义军打垮了敌人,但歼敌不多,自己损失不小。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广东大埔县三河坝,第一次分兵,以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的一部,留守三河坝。  9月24日,起义军占领潮汕,第二次分兵,留第二十军第三师守潮州。  主力分散,兵家之忌,尤其处于劣势的军队,更是如此。  剩下不足六千人的起义军,继续向东江地区进军,在汤坑与约15万敌军激战,歼敌三千多,打退了敌人,自己也损失两千多人,已无力再战,只得向潮汕撤退。  叶挺、聂荣臻率第二十四师,在撤退途中得知潮汕失守,起义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转移。  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撤退命令,又跟起义军各部失去了联系,怎么办?叶挺主张,率部到福建南部地区去,那里只有张贞的一个师,兵力薄弱,沿途还可以找到第二十五师,会合后,在闽南开创一个新局面。  聂荣臻认为,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作为党代表,又觉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不好,所以对叶挺说,还是找到革命委员会再说。  叶、聂率部掉头向西,在流沙附近找到了周恩来和革命委员会其他领导人。  10月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领导人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  在会上,叶挺重申他先前的主张:不到海陆丰而去闽南。  因为海陆丰是个狭长地区,又是背海作战,如果受到广州、汤坑两个方向敌人的夹击,就无法应付。  聂荣臻发言,支持叶挺的意见。  但因为去海陆丰是既定方针,第二十军的部队又已经先走了,所以会议决定,继续向海陆丰前进。  会议正在进行中,有报告说敌人已逼近流沙,起义军不得不紧急行动。  但只走出了5里多地,在莲花山云落附近,遭到陈济棠部优势敌人的袭击,起义部队被冲散。  叶挺、聂荣臻无法集中部队,只带着几名警卫人员,紧紧护卫着重病中的周恩来。  高烧昏迷中的周恩来,在担架上还不断地喊“冲啊,冲啊!”聂荣臻深情地看着这位老战友老领导,不断劝慰:“你发着高烧,需要休息。”  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掩护帮助下,聂荣臻、叶挺、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护卫周恩来,在陆丰乡下养病。  几天后,周恩来病情稍稳定,杨石魂在甲子港找到一条小船,送周恩来去香港。  这条船,真可谓是一叶扁舟,周恩来住在舱底就容不下第二个人。  舱面上除了船工,只能容下叶挺、聂荣臻、杨石魂3人。  船驶向大海,风急浪高,颠簸得厉害,站不稳也坐不稳,为免于掉到海里去,聂荣臻等只得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在大海里搏斗了两天一夜,终于在10月中旬到达香港。  10月2日,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与钱大钧部激战3昼夜,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向湘南撤退,在发动湘南起义后于次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10月7日,第二十四师余部一千多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领,到达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地区,加强了当地农军的力量。第三节  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千多人的武装,在两万多工农赤卫队的配合下,举行广州起义。  聂荣臻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等一起,领导了这次起义。  10月中旬,叶挺、聂荣臻到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秘密机关报到。  由于没有记住杨石魂告诉的联络暗号,衣服又穿得破破烂烂,一付狼狈相,他们到省委机关接头时,对方竟说,先生,你们认错门了。  说完,把门关上不再理睬了。  叶挺性急,想发脾气。  聂荣臻忙把他拉到一旁,轻声说:老总啊,这是我们党秘密工作的规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能不警惕呀。  于是,他拉着叶挺转身离开,在街上转悠。  像样的饭馆,他们不敢进,怕引起怀疑,就找了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加几根广东香肠,凑合着吃饱了以后,又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聂荣臻说,我们还是上街买身衣服,洗个澡,形象像样一点再去接头。  叶挺表示同意。  他们来到一家服装店,挑了两套合乎身份的衣服。  聂荣臻身无分文,叶挺有经验,身上带了不少港币。  叶挺拿出一张100元的港币,交给店主,店主一看是百元大票,就反复看,然后说,这是假票。  叶挺一听火了,把那张100元的港币撕了,又掏出一张100元的港币来,刚要递给店主。  聂荣臻一想不好,连忙把叶挺拉到一边,低声说:“老总呀,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100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撕了,不怀疑我们吗?”叶挺想了想说:“我撕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了,我撕了,就没事了。”  聂荣臻觉得这种说法也有点道理。  于是他们又进了另一家服装店,各自买了合身的衣服。  回到旅馆,洗了个澡,比原来整洁多了,再次到原机关接头。  聂荣臻怕再次被拒绝,想了个办法,他对叶挺说,根据我的经验,那里肯定是个秘密的接头机关,没错,但是忘了暗号,可能还是要被拒绝。  你不要急,听我的。  去了以后,果然,对方说,两位,我们不认识你们啊,怎么又来了。  聂荣臻就说,我认识你们的黄锦辉先生,告诉他,我叫聂荣臻,在某某旅馆等他,有要事要同他商量,把我的特征告诉他,请他务必来找我们。  这一招果然灵。  第二天,黄锦辉就来旅馆找到了聂荣臻、叶挺。  接上头以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找叶挺、聂荣臻谈话。  张太雷表示同意叶挺去澳门探亲,但要叶挺在家待命,不要离开。  张太雷问聂荣臻有什么打算?聂荣臻说,我光杆一人,一切听从组织分配。  张太雷说,那好,你是中央军委的,本来可以回中央军委去,但眼下广东省委军委正缺人手,你就留下来吧。  军委书记是我兼的,但我太忙,你去以后,军委的日常工作就由你主持。  广东省委军委除了聂荣臻以外,当时有黄锦辉、叶剑英、曾干庭等几个人。  11月7日,发生了以张发奎、黄琪翔为一方,以李济深、黄绍为另一方,两派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引发的激烈战争。  省委有些领导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主张组织广州起义。  省委就此开了几次会议进行讨论。  聂荣臻参加了讨论。  会上有所争论。  张太雷等主张组织广州起义,在广州树起苏维埃大旗,以形成全省的大暴动乃至全国的大暴动。  聂荣臻、黄锦辉等不同意组织起义。  聂荣臻在几次发言中强调:南昌起义刚失败,革命正处于低潮,我们还没有缓过气来。  在李济深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广州的革命力量又备受摧残,在广州最有威信最有战斗力的省港罢工工人,大部分已经被迫回到香港。
农民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我们能够掌握的有组织的农民力量也不强。  学生、市民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情绪大受影响。  军事方面,广州周围有张发奎、李济深、李福林的几个军。  他们虽然矛盾很大,但一旦共产党组织起义,就会掉转枪口,共同对付起义力量。  而在我们方面,武装力量只有一个教导团和警卫团的部分力量,还能够组织几千名工人赤卫队,仅此而已,得不到其他革命军事力量的配合和援助,要想使这样一个大的起义获得成功,在广州组织苏维埃政府,并且能够长久坚持下去,以引发全省乃至全国的暴动,取得革命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  会上,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联合张发奎,推动广东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广东革命运动的代表、25岁的德国人诺依曼提出来的。  他认为,张发奎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李济深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应该联张反李。  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诺依曼的意见,聂荣臻也认为这种看法是主观主义的。  他说,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已经充分暴露了张发奎的反革命真面目。  我把在马回岭俘虏的他的卫队营连同望远镜等交还给他,他并没有领情,仍然坚决反共,你说,这种人能靠得住吗?这位被人们称为“毛子”的国际代表,态度生硬,在会上,几次和大家吵了起来。  会议争论的结果,于11月25日形成了广东省委第二十五号通告。  通告要求广东各级党组织利用张、李冲突的机会,广泛发动工农暴动。  张太雷、恽代英、黄平等于11月26日到达广州。  28日,省委拟定了号召广州工农兵群众起来暴动的宣言。  宣言里着重讲,张发奎与李济深同样是反革命势力,要工农兵拿出“以一当万,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决心”,来夺取广州政权。  以后省委将这个宣言连同广州起义的计划,上报中共中央。  12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的报告。  于是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中央和广东省委已经作出组织广州起义的决定,聂荣臻决心做好起义准备工作。  12月5日,聂荣臻与叶剑英一起,由香港来到离别了近一年半的广州,在珠江北岸的八旗会馆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  这里权作省委军委的联络点,由叶剑英留守,以便有事好联系。  聂荣臻则忙于参加讨论起义准备工作的会议。  12月6日,在广州沙面西桥附近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了省委会议,讨论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问题。  会上,诺依曼主张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先发动工人,组织总同盟罢工,然后形成群众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在革命军事力量的配合下,夺取广州政权。  在会上,聂荣臻几次与诺依曼争论。  聂荣臻说,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从上海的“四一二”政变、广州的“四一五”政变、长沙的“马日事变”等等情况看,反革命分子是多么残忍。  如果群众示威游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革命力量进行大屠杀。  驳得诺依曼不好正面回答,就强词夺理地说:你居然反对十月革命。  聂荣臻看着这位比他小3岁的国际代表,冷静地说,你不要用大帽子压人,我是说不能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怎么能说是反对十月革命呢?会上,还有人对诺依曼说,再说广州的工人阶级目前已经分裂成为两派,反动的黄色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要想组织总同盟罢工,弄不好工人内部自己先乱起来了。  诺依曼血气方刚,仍然傲慢地说,你们不按我的意见办,如果起义不成功,将来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聂荣臻说,3年前,我到过你们德国,也到过苏联。
你们德国的工人阶级组织得很好,他们列队上街巡逻,步伐整齐,只要有武器就可以成为一支素质很好的军队。  我们的工人状况,与你们有很大的不同。  我坚决主张,这次广州暴动把我们所能掌握的军队、工人、农民和其他的革命力量组织好,趁夜里敌人戒备松懈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夺取广州政权。  这样,成功的把握性比较大。  会场上多数人在发言中,也都说了应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争取暴动胜利的意见。  诺依曼直摇头,你们这是单纯军事观点!起义在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准备工作。  张太雷交给聂荣臻等的任务是:负责各方面的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为工人、农民赤卫队筹备武器弹药。  聂荣臻就与叶剑英一起,着重在联络点了解掌握情况,同时协助杨殷筹备军火。  12月7日,由张太雷主持,在广州越华路一家小戏院里,召开了广州市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起义大纲,并决定12月13日举行广州暴动。  由于起义消息泄露,风云突变。  12月9日,在上海的汪精卫给张发奎等连发3次电报,说广州将有事变,要他们坚决反共,包围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掌握了证据就进行镇压。  12月10日,聂荣臻接到报告说,我们在城外制造的手榴弹,混在米袋子里,在通过城门的时候,被国民党警察岗哨检查时发现。  警察听说米是运到位于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去的,就紧接着去搜查大安米店,查出了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储存在那里的武器弹药,米店老板已经被捕。  米店查出武器,这就给了敌人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广州即将有起义行动。  大安米店确实是我们储存和分发武器的联络站。  聂荣臻迅速赶到起义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设在永汉路禺山市场一间杂货店的二楼。  他赶到的时候,张太雷等起义领导人正在紧急磋商两天来发生的情况。  聂荣臻补充了大安米店遭搜查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人一致认为,两天来发生的情况是严重的。  特别是得到情报,就在今天张发奎已经密令黄琪翔,紧急调他在前线的部队赶回广州,准备解除教导团的武装,屠杀革命力量。  事态紧迫,于是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11日凌晨即行发动。  先下手为强!10日傍晚,叶挺来到总指挥部。  他是内定的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  因为他的目标太大,为了安全,直到10日才通知他,下午才由香港赶到广州的。  总指挥部的这次会议决定: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徐光英等都到教导团组织起义,因为这是起义的主要力量。  教导团、警卫团的主要任务是攻打军事机关。  周文雍负责指挥三千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赤卫队。  聂荣臻被留在总指挥部,仍负责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进行联络工作。  起义的总攻方向是攻占公安局,然后在公安局设立新的总指挥部。  起义领导人就都到那里集中。
 
第四节  在广州起义中(1)    12月11日是个星期天。  张太雷、叶挺等约在11日凌晨2时到达位于广州东北部四标营的团部。  约3时许,在叶挺等的主持下,教导团于3时30分首先打响了起义的枪声。  枪声打破了夜的宁静,宣告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正式开始。  聂荣臻守在总指挥部,电话里不断传来好消息:东北面,教导团已经宣布起义,正分路挺进;东南面的警卫团也宣布起义,正分路挺进;各路工人赤卫队也已经分头行动。  起义军已经占领了东校场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司令部,俘虏几百人;起义军占领了沙河的第四军炮兵团,士兵投诚,缴获大炮30门;广州北部的制高点观音山已经被我们占领,伪省政府已经占领,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占领,邮电局已经占领,财政厅已经占领……5时许,传来了伪公安局已经被起义军攻克的消息。  听着这一系列喜讯,聂荣臻兴奋激动,不断用红色铅笔在一张广州市交通图上标明占领的地方。  也有些消息使聂荣臻感到忧虑。  如有位工人赤卫队某联队的负责人在电话里急促地报告,他的联队行动困难,进展迟缓。  当他在凌晨1点多钟去召集赤卫队员,向他们宣布即将进行起义时,有位拉人力车的工人说,我们的车子还没有拉完呢!还有的说,我们这里有的党员还不知道马上就要暴动的决定,因此碰到了许多困难。  聂荣臻深感,起义的准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做得太不够了。  得知已经占领了公安局,聂荣臻就在晨光熹微中向公安局进发。  空气中散发着羊城特有的清香,一路上不断碰到起义的工人、士兵,人人都显得兴高采烈。  聂荣臻赶到时,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已经把新的总指挥部设在公安局二楼原公安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  这里宽敞明亮,办公桌上放了好几部电话,墙上挂着几幅大比例的广州市地图。  叶挺正忙于埋头在地图上标明哪些地方已经占领,哪些地方正在激战。  聂荣臻对叶挺说:“老总,这个我来吧,你去指挥作战行动。”  于是,他接过了叶挺的红蓝铅笔,又忙碌起来。  到11日中午,广州市的珠江以北市区,除了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军部、文德路的第十二师师部、仰忠街的第四军军械仓库、潮州会馆的第二十六师师部、陈家祠的新编第二师的莫雄一个团等几处而外,全部为起义部队占领。  起义的红旗飘扬在广州市各主要机关上空。  公安局门口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工农红军总指挥部”两块大牌子。  广州街上到处是庆祝革命胜利的标语,口号声此起彼伏。  作为共产党人,为人民革命理想而发动起义,是激动人心的;经过激战,取得起义胜利,就更加激动人心。  这一点,在南昌“八一”起义当天,聂荣臻因为在马回岭没有能体会到,但现在在广州,他深深地体会到了。  总指挥部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人员进进出出,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忙得不可开交。  11日上午,最使聂荣臻感动的是,攻占公安局以后,从狱中被释放出来的一百多名黄埔军校学生的行动。  他们是“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被李济深逮捕后关在伪公安局里的。  由于遭受了敌人半年多的残酷折磨,他们每个人的头发很长,脸色苍白,身体瘦弱。  但起义胜利的喜悦又使他们双目炯炯、精神焕发。  这些学生跑到二楼总指挥部,请求分配任务。  学生们大多认识聂荣臻、叶剑英、恽代英,因为这几位都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  学生们以恳切的目光和语气说:“教官,你们分配任务吧,我们是黄埔学生,懂军事,现在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见到他们如此瘦弱的身体,人们都劝说,先休息调养一下再说。
但学生们都是一再恳求,起义军作战,也确实需要他们。  所以,聂荣臻等都不得不同意他们的请求。  后来,这些学生在作战中英勇无比,许多人牺牲了,其中有六七位竟累死在战斗岗位上,革命精神感人至深。  几十年以后,聂荣臻仍深深地铭记着这些无畏战士的动人事迹。  起义中缴获了大批武器,有手枪、步枪、机枪、大炮,还有大量弹药,都集中到了公安局。  前来领取武器的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很多,真可谓是人山人海。  聂荣臻见此情景,一面高兴,但有些现象又令他担忧。  有的赤卫队员,领了手枪,却去拿步枪子弹,有的则领了步枪,却去拿手枪子弹。  聂荣臻问,谁会使用机枪?领枪的人大多摇头。  会使用炮的,一个也没有。  他想,这些起义者不经过训练,怎么能发挥这么多武器的作用呢?由于大批机枪没有使用,大炮几乎都没有用上,这就大大减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起义中的肃反工作也做得很差。  聂荣臻看到公安局的一间大屋子里,关了一百多个反革命分子,但都是些无名小卒。  他一问,说是像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黄琪翔、李福林等一个也没有抓到。  杨殷是负责肃反工作的,但他又是赤卫队西路总指挥,忙得很,很少见到他。  大部分反革命抓来以后就关在那里,无人过问。  敌人反攻公安局得手后,这些反革命分子成为最凶残的屠杀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的刽子手。  起义后俘虏的炮兵和步兵大约有两千多人,但没有进行及时有力的教育工作,又不敢放手组织和使用他们。  聂荣臻同他们中的有些人谈过话,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北方人,雇佣观念很强,又大多出身于劳动人民,实际上是可以争取使用的力量,但没有用上。  聂荣臻对这些被俘士兵说,如果我们给你每月20个大洋,你干不干?回答说,当然干。  聂荣臻又说,我们是工农革命,革命成功了,还要分土地给你们。  他们回答,那就更好了。  可聂荣臻将这些情况反映后,并没有引起领导人的重视。  起义失败后,这些俘虏又被张发奎接收过去,成为反革命分子手中的工具。  11日中午,有人来向聂荣臻等报告,位于广州北部的广州市制高点,离公安局不远的观音山,被约一个团的敌人攻占,现在敌人正向公安局方向袭来。  聂荣臻赶紧往外跑,看到起义军与反革命军队正在激战,情况万分危急。  他迅速返回总指挥部,向大家讲明了面临的危急局面。  他说,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在公安局外面的马路上垒起工事,才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  公安局里有大批装有大米的麻包,可以用来垒工事。  于是,所有的人,有的扛麻包,有的拿起武器,很快在公安局外面马路上垒起了简易工事,抗击敌人。  但敌人也很顽强,就是不退。  聂荣臻想起了缴获的机枪,问谁会打机枪?一位朝鲜籍的黄埔军校学生说我会。  聂荣臻就叫这位朝鲜籍学生扛来了机枪,自己则站在机枪旁指挥战斗。  在街垒战中,机枪是威力强大的武器。  它吐着火舌,以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一批批敌人应声倒地。  敌人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向北退去。  后来,一部分教导团的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员闻讯赶到,大家齐心协力,经激战,重新夺回了观音山制高点。  11日下午,珠江以北市区的战斗,呈胶着状态,几个还没有占领的敌人据点,久攻不克。  叶挺、叶剑英等亲临第一线指挥,仍然未能奏效。  而敌人则正调兵遣将,向广州市区进逼。  珠江中的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配合反革命军队,不断向起义军炮轰。
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  晚上,叶挺回到总指挥部。  聂荣臻问他战斗现场的情况。  叶挺忧心忡忡地说,情况不妙,第四军军部、第四军械处仓库等据点敌人,凭借坚固的设施顽抗,一时难以攻下,如果我们的大炮多些,火力猛些就好了,如果要强攻,牺牲的代价会是很大的。  下一步该怎么办?应该赶快开会决定方针才好。  聂荣臻说,是啊,今天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敌人是被打懵了,只有观音山与长堤天字码头两处,有少量的反击。  因为这两处都是战略要点,观音山俯瞰全广州,天字码头是珠江南敌人渡江北进的桥头堡。  看来敌人明天的反攻会达到高潮,这是最危险的一天。  而且我们的许多同志到指挥部来问,开会了没有,意思是在等待下一步行动方针的指示。  我也认为起义负责人应该赶快开会,确定下一步方针。  叶挺、聂荣臻去找张太雷,张太雷听了叶、聂的汇报,同意开会。  经过再三催促,起义领导人会议在11日夜里12点以后才开始。  诺依曼在会议一开始就宣布,议题只有一个,就是讨论怎么样来肃清珠江以北广州市区的所有敌人的问题。  接着张太雷说,叶挺同志你说吧,你不是与聂荣臻同志催着要开会吗。  叶挺说,广州暴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由于张发奎等敌方首脑人物都逃到了河南,他们正调兵遣将,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向革命进攻,西江、东江、北江的敌人必定会很快回师广州。  他们的兵力比起义军要大得多,一旦敌人包围广州,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避免四面受敌,应当趁敌人大军到来之前,把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有组织地分配给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尽快扩大队伍,明天就有计划地撤出广州,撤得越快越好!或者向北,到韶关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五师会合,或者东进海陆丰,与红二师会合。  先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再作良图。  聂荣臻接着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叶挺同志的意见。  目前,在军事上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由进攻转入防御。  敌人的第四军军部和军械仓库,久攻不克。  敌方却已经在组织反攻,今天中午的观音山争夺战,帝国主义军舰不断炮击长堤一带,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等,就是敌人反攻的信号。  黄琪翔已经命令他在西江的部队,全部紧急调回广州,据情报报告,张发奎、李济深、李福林的部队,也正在紧急向广州周围集结。  在这样大的敌人兵力面前,毫无疑问,起义军难以坚守广州。  叶挺的意见是上策。  黄锦辉、叶剑英、曾干庭等发言,也都支持叶挺的意见。  诺依曼声色俱厉地说,革命只能进攻,不能退却。  叶挺的主张,是想把起义军拉到农村去当土匪。  还说什么,苏联共产党不久要开代表大会,广州苏维埃只要能够坚持8天,就有重大意义。  张太雷不懂军事,只得听诺依曼的,也附和着说,革命只能顾成功,不能顾失败。  叶挺、聂荣臻等正想反驳诺依曼,但听张太雷这么一说,也就不好再说话了。  最后,诺依曼确定,12日4时继续进攻第四军军部和军械仓库,肃清长堤的敌人。  得手后,再向珠江以南进攻。  总指挥部下达命令的时间已经是凌晨2时多,当时没有可靠的通信联络工具,几乎都是派人直接到有关部队下达命令。  所以,实际上这个命令等于零。  12日上午,由于起义军集中了火炮,猛烈轰击第四军军部,敌人丢弃阵地,向珠江以南逃跑。  但军械仓库仍然没有能攻克。  12日这一天,敌人却在广州北部,广州到三水的火车站、广州到九龙的火车站、粤汉铁路上的黄沙火车站等几处猛烈反攻,这几个据点,先后被敌人占领。
这就意味着,敌人可以通过广州周围的3条铁路线,快速调兵,进攻广州,于起义军十分不利。  12日的观音山争夺战,尤为激烈。  敌人占领,我们反击,敌人再度占领,我们再度反击,反复争夺,双方伤亡都很大。  在总指挥部,整天可以听到观音山方向密集的枪炮声。  12日中午,张太雷等到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了广州苏维埃领导人的名单。  开完会,下午2时许,张太雷在返回总指挥部的路上,遭到敌人袭击,不幸牺牲。  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核心,他的牺牲,无疑是对起义的一个重大打击。  12日傍晚,叶挺、聂荣臻想看看各处战况究竟如何。  他们来到总指挥部东南方的财政厅,登上院内的天台制高点,在夕阳西下的苍茫暮色中,看到观音山有大队敌人已经绕过起义军坚守的阵地,向总指挥部方向袭击。  珠江以北市区,到处火光冲天,有些地方,显然已进入巷战。  总指挥部危在旦夕,起义军危在旦夕!聂荣臻对叶挺说,老总,这个局面怎么办?叶挺说,不接受我的意见,我有什么办法!聂荣臻接着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了,再坚持下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必须马上撤退,否则起义军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  撤退的方向,你说的两个去向中,去韶关太远,还是去海陆丰好。  叶挺没有吭声,只是叹息。  聂荣臻深知,叶挺是因为受了诺依曼的无理斥责,继续进攻又是张太雷决定的,他不好表态了,但他是不反对撤退的。  聂荣臻赶到总指挥部时,在门口碰上了恽代英、陈郁。  他们问,怎么指挥部里什么人也没有了?聂荣臻说,现在敌人四面向广州市区进攻,事态严重,观音山上的敌人来势很猛,我们必须马上撤退,我已经跟叶挺说过,他没有表示反对。  总指挥部没有人了,就由我们军委来下达撤退命令,你们赶快离开吧。  说完,聂荣臻进入总指挥部,见确实没有人。  以后他辗转找到黄锦辉,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确定下达命令,起义部队都立即撤退,到黄花岗集中,然后经花县去海陆丰。  聂荣臻去通知教导团,因为他不懂广东话,又不熟悉市区交通,教导团比较集中,容易通知到。  黄锦辉去通知赤卫队。  聂荣臻来到四标营教导团团部,找到了起义时被任命为教导团团长的李云鹏。  告诉他把教导团集中起来,到黄花岗集中后,经花县向海陆丰撤退。  下达完命令,聂荣臻由四标营往八旗会馆方向走,因为那里还有叶剑英。  一路上,碰到了起义部队,他就通知他们撤退。  下半夜,当他来到长堤时,长堤已经被反革命军队占领。  但仍然到处枪声不断,这是反革命在屠杀革命者和人民群众。  聂荣臻不走大街,专串小巷。  一次他碰到商团(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搜身。  名曰搜身,实际是抢掠,把他身上值点钱的东西,像钢笔、手表等全部抢走了。  敌人问聂荣臻是干什么的?他就是不吭声。  任凭他们搜,因为不会广东话,一吭声就可能遇害。  到了八旗会馆附近租住的房子见了叶剑英,聂荣臻把详情告诉了他。  他对叶剑英说,现在不能马上走,敌人在交通要道,轮渡码头等处搜查正严,待过几天后再说。  到12月16日,广州的街面上比较平静了,敌人的搜查已经放松,聂荣臻化装成商人,回到了香港。  广州起义,高举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大旗,使苏维埃旗帜在广州上空飘扬了两天多。  但这场起义,又像事先预料的那样,在优势敌人的压迫下,起义行动失败,被害革命烈士达5700多人。  这样的一次大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可以说是伟大的意义与惨痛的教训同时并存。
但在总结这次起义时,刚调来主持省委工作的李立三却认为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对起义全盘否定,进而大批处罚参与起义的领导人。  聂荣臻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  在到达香港以后,他写了《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文章,刊登在1928年初的《广东省委通讯》第七期上。  针对“军事投机”的说法,他在文章中说:“这一次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与今年三月十二日的上海和八一的南昌暴动,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兵士的武装暴动,直接解除敌人的武装,夺取敌人的政权。  但广州的暴动,比上海、南昌更添特色的是:”八一南昌“参加暴动的有工人、农民、兵士,是工农群众的大暴动。”  “镰刀斧头交叉的红旗,飘展于全广州市。”  “这一次的政权,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苏维埃政权。”  “过去五十几年的巴黎公社,我们还常作很重要的功课不断地去研究它。  列宁同志得巴黎公社的经验,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  方才在我们眼前过去的事实,我们怎能不去寻得经验?”聂荣臻在热情讴歌的同时,着重从军事上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起义前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去广泛发动群众。  2、指挥机构不健全,叶挺只能指挥参加起义的军队,不能指挥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队。  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就难以充分发挥起义队伍的整体力量。  3、起义开始,没有很快占领邮电局,占领后也没有有效地加以控制,致使敌人在11日还能使用邮电通信工具,指挥调动部队。  4、没有在事前制订周密的撤退方案,致使起义部队匆忙退却时,秩序混乱,损失很大,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没能带走,也没有破坏。  5、没有组织有效的后勤保障工作,像吃饭,弹药供应等,都没有得力的措施。  6、肃反工作不彻底,尤其是起义一开始,没有注意把反革命头子抓起来。  7、没有破坏连接广州的广汉、广九(广州到九龙)、广三(广州到三水)铁路,致使敌人能通过铁路,快速调兵,向革命反扑。  8、没有组织有效的侦察工作,有关敌人的许多情况,大多不够清楚。  9、没有明确的俘虏政策。  俘虏中的步兵、炮兵约2000人,都是北方穷人,经教育,多数愿意革命,但没有注意去领导指挥他们。  10、党所领导的各种革命力量,平时都要注意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  起义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很少有人会用。  起义军不懂巷战,不能有效杀伤敌人,反而加大了自己的伤亡。